邵荃麟研究的另一条线索

    前两天武汉出版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了一个邵荃麟全集出版座谈会，因为荃麟先生的人格魅力犹存吧，一些心仪荃老的文学名家悉数到场。但是在谈及荃麟先生解放后文艺理论建树时，很多评论家基本都停留在对先生1962年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所提出的“中间人物论”的这个“点”上，而没有再由此前行，找出那条实际上存在的一条“线”来。我所说的这条“线”，是起于上世纪60年代初，止于上世纪80年中期，当时一些思想先行者为中国文学生存发展而始于挣扎到终于呐喊的一条逻辑线索。这条线索有四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正是荃麟先生提出“中间人物论”的时候。当时文学上有三个要命的关键词：典型化、时代性、主旋律。三个关键词一起发力，造就当时文坛上出现的“尖端主题”、“英雄主义”顺势而下的潮流。到文革时期，干脆演变成“高大全”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一统天下。在一个潮流汹涌而来的时候，有人敢于挣扎一下实属不易。虽然这些人要付出代价。这代价有时沉重得如牛负轭。敢于挣扎的作家，首推赵树理。他先在名篇《三里湾》中，以“马有余”、“常有理”这些落后农民形象穿插在“英雄形象”中间小试身手；到《锻炼锻炼》中，竟以“小腿疼”“吃不饱”这些“中间人物”支撑起作品的骨架。赵树理“挣扎”的结果，是顶着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标兵名头，游街示众，被打断肋骨，跌断髋骨，1970年绝食而亡。

    在这个残酷的背景下，在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个敢于“挣扎”的人，这就是邵荃麟。1962年的大连座谈会上，他在坚持用文学手法教育落后农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主旨的前提下，从实践到理论，肯定了当时中国农村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主张用丰富的题材、丰满的人物形象，包括赵树理的“中间人物”在内，更真实全面地反映中国农村现状，力避简单化、概念化的人物创作。邵荃麟因为这被后来的权威者们打成了“中间人物论”的“鼻祖”，关进大牢，1971年冤死狱中。

    第二个时间点，是上世纪60年中期，哲学上出现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杨献珍认为“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二本于一”一样，都是对立统一的通俗表述。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这个论断是否就“对抗”了“一分为二”论，本来只涉学术探讨，不料却做了随后而来的被“无情批判”的电影《北国江南》、《兵临城下》等所谓“宣扬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的文艺作品的“哲学根源”。再后来，连杨献珍自己都不知道，他的理论又一次给被批判的《水浒传》、“阶级投降派”宋江、周公等等做了哲学依据。杨献珍在被残酷斗争后，被关进监狱。

    第三个时间点，是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文汇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卢新华的《伤痕》，用千千万万中国人遭受文革劫难后的苦痛的喉咙，以文学的名义发出一声沉重的呐喊，开启了一个时代的“伤痕文学”的航程，并引领了随后联袂而至的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意识流文学、改革文学潮头，第一代、第二代，及至N代朦胧诗歌，统领中国几十年的大一统的“主流文学”，从此风光不在。

    第四个时间点，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思想禁锢之门进一步打开。1985年，刘再复出版《性格组合论》，这是当代中国美学史中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述，这本书重新定义了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这一核心要素，理清了人与文学的真正关系，坚持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都具有众多潜在性格，每种心理都会分泌出大量幻觉、梦想和念头。从出世到死亡，每个人都在经历一场深不可测的悲剧。这剧中充满痛苦、享乐、欢笑、哭泣、沮丧、荣华与悲惨的呼喊。每个人身上都有长处、弱点、不足和缺陷。每个人都具备情爱、献身、仇恨、埋怨、复仇和原谅的能力。承认这一点便是承认人类的特性。生物、文化和个人方面的多重统一性就是人类特性。刘氏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完整提出，文学人物是一个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远非我们空喊了几十年的高度的完美，高度的单一，高度的扁平。这一理论提出，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多样性人物性格生生不息地成长。

    我上面简要叙述的由四个时间点构成的贯穿中国文学20多年的、“主流文学”之外的、由“挣扎”到“呐喊”的一条逻辑线索，其源头就来自邵老当年提出的“中间人物论”。这四个时间点没有相互联系的人物脉络，也没有理论上有意为之的“前呼后应”。它们代表的就是在四个不同的时间点上，一些不满于让本来生动鲜活的文学沦于公式和概念的附庸者，因而奋力挣扎或呐喊，为今天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基。所幸卢新华、刘再复们赶上了好时代，而这条线索的先驱邵荃麟，却永远含冤负屈长眠地下。这是在这次座谈会上，面对刚刚出版、油墨犹香的邵荃麟全集，缅怀的人们为什么分外动情、分外惋惜的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