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春天的记忆

    汤一介老师走了，连日来各大媒体报道不断，一片哀缅之声。在这无尽的思念中，有一个小小的微信群最能激发我情感的记忆和长久的怀想，这就是北大哲学系78级同学的朋友圈。有的说：“先生是我最为敬仰的北大老师。”有的说：“从汤老师身上总能勾起我对燕园的美好回忆。”有的说：“先生人品高尚、风度儒雅，曾为他的学生，三生有幸。”各式表达，种种情意，一言难尽。在这些发自肺腑、情真意切的短语中，我读到了学生对老师最为诚挚的爱，感受到了一颗颗滚烫的心。要知道，这是30多年前的记忆啊，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消减，而这些人生经历各异、已届退休之龄的当年学生，谈起汤老师来，俨然就是他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那份记忆。这打动人心的珍藏情感，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传道”、“人师”这样的字眼，什么是“传道”？何为“人师”？这不因时光而磨灭的记忆，在阅历万般之后倍觉珍惜的感受，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深刻体验后还依然保持着的向往，不就是内心的铭刻和精神的永存吗！而能够牵起这条心际间的红线、长久拨动生命心弦的人就是“人师”，他得以感召学生的力量不就是“传道”吗！汤一介先生正是这样的老师，同学们的怀念也把我带到了那个年代。

    我们78级入校时，尚值“文革”余烬未消，“左”的一套还很盛行，教学秩序才刚刚恢复。尽管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但所学多为“补课”性质的内容，接触到的也大多是“拨乱反正”之后逐渐恢复起来的一些东西，有些还属于刚“解禁”的状态。譬如教材，哲学原理（辩唯、历唯）用的是艾思奇本，基本上是“文革”前非常僵化的那一套。记得当时李达的大纲本刚刚“解禁”重印，我们几个同学跑到海淀新华书店排了半天队才买到，如获至宝，还不敢在答卷时完全采用其中的观点，而只能在课下看看。中西哲学史基本上就是马哲的辅翼，尽管课程已经开设了，但感觉是在原理丝丝入扣的指导下做着注脚。西哲史用的是“文革”后期编成的本子，还好赶上了正式出版；而中哲史就只能沿用教材科印刷的铅印本了，黄皮封面，简陋得不成样子。“装备”倒算其次，关键是教学的内容，陈词滥调，老旧不堪，几无新意。教师们刚从“严冬”走出，虽说精神上欢欣鼓舞，但骨子里尚有余悸，讲课不免嗦嗦然，有的还处在半解放的状态，不能搞教学，像冯友兰先生。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进校一年多，可以说在识见上大开了眼界，知道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求知欲也有了一种喷发感；但总体上并没有摸到学术的大门，也不懂得真正的学问和高深的理境为何物。大概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情况才逐渐改变，开了一些现代哲学的课，读物也丰富起来，我们接触到了更多的老师，对哲学海洋的广阔无垠、尤其是它的丰厚性才找到了一点感觉。

    当时我们最喜欢的是一些新开的选修课程，这些课大部分是专题性质的，由学有所长的老师任教，很有新鲜感，像是一扇扇全新打开的窗户，让我们嗅到了学问的气息。就在这个时候，汤老师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他刚刚恢复讲课的“资格”，给我们开设了一门“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专题课程，成为这些选修课中给同学们留下最深印象的一门。记得当时的一些选修课是要凭证听讲的，那个小白纸片是发的还是抓的现在已想不起来了，总之是供不应求。汤老师的这门课更是座无虚席，连换了两次教室仍是满满当当的。除了学生之外，每次前面的一排坐了不少教师，有几位年长者已是白发苍苍，明显要比汤老师大许多。后来才知道，那里面就有历史系的周一良教授。

    汤老师的这门课如此叫座，不排除他父亲用彤先生的影响，很多人可能就是冲着这名头来的，有一种对汤氏家学的期许。的确，在50年代汤老师就帮着父亲整理校对过《魏晋玄学论稿》（1957）一书，于这部分内容最为熟悉，他在讲课的时候，也参考了用彤先生的既有成果。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汤老师的讲课，又是非常紧密地结合当时国内的实际状况的，对哲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做了深入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所以这门课，既可以看作是他对父亲未竟之业的延续和完善，同时也是他自身的学术发展寻求突破的一种尝试。此“双重意义”，我们可以从该课程的“绪论”中看得出来。一开始，汤老师即强调了这门课的四个要点和目标：一是通过对外来思想文化与本土文明之关系的揭示，加深了解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文化的格局，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关系，开展比较哲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二是从概念范畴体系入手来研究中国哲学，避免用西方的东西生搬硬套，应该探讨中国思想自身的观念系统，把这些历史线索清理出来，而魏晋时代恰恰提供了这方面极其丰富的内容，故显得重要。三是着重分析哲学家建立他们思想体系的特有方法，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可以为一个时代开路，并且体现着这个时代的哲学水平和特点，譬如玄学中的“言意之辩”就最能说明问题。四是揭示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用研究哲学史的方式来锻炼逻辑思维的能力和增强哲学的头脑与识见。这些问题的提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的，而其新颖的眼界和超前的意识在当时又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和令人兴奋。

    所以，汤老师后来在这门课的基础上出版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获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成为新时期中国哲学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已故哲学家傅伟勋认为这部著作的“诠释学创见”，在当代玄学研究领域，足以与钱穆的《庄老通辨》和牟宗三的《才性与玄理》相媲美，推崇备至。但这还只是一个站在大陆局外的海外学者之纯粹学术性的观察，而就国内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学术局面而言，其30年漫漫长路的转折意味和方法上、观念上的一系列“突围”意义，则显得更为重要。在经历了“文革”严冬之后，当时的政治气候乍暖还寒，人们还普遍地处在心灵滞塞的状态，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禁区犹在，壁关重重，正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汤老师首先想到的是要冲破学术上的种种教条，寻找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他反对那种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力图抛开几十年所形成的条条框框，重新用哲学的眼界和学术的方式来叙述中国思想，把世界文明的格局、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点等，这些过去被忽略或者有意遮蔽了的问题，重新引入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表达当中。而在叙述上，则尽量不用或少用当时流行的方式和套话，改用纯粹学术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荡涤陈规的突围意识和不囿旧见的创新精神，在80年代初期的学术风气转变当口，显得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汤老师在讲课时，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其从容的气度和缜密的逻辑令人折服。他特别突出哲学史的认识史意义，从思想观念的内在理路来分析玄学思潮发展的线索，把魏晋时代的关键思想问题讲得十分清楚。正是因为这门课程，让同学们了解了汤老师，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学问、什么叫哲学思考、什么叫哲人的情怀。在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年代，真实的思考和真正的学问是多么的可贵，如久旱之甘霖，油然沛然，滋润心田，历久难忘。尽管对大多数同学而言，和汤老师的接触仅限于一门课，往后因操业不同，甚至是天各一方，保持来往并不多，更深入的理解也谈不上。但几十年之后，从哲学之门走出去的这群人，依然没有忘记他当时的教诲，心中还保留着那些难忘的印记，作为见证人珍藏下了那一小片学术复苏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