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飞何疾”

    “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这几句三字经里的话，对于描述汤一介先生是很贴切的。作为近代最为重要的哲学大家汤用彤先生的哲嗣，汤一介先生可谓幼承庭训，学有所承。然在事功上，汤一介先生，则不遑多让，从1980年代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到2003年开始组织大型的学术基础性工作《儒藏》的编纂，不断开风气之先。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的活动是让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恢复其生机的话，那么《儒藏》工程可谓是要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平台。所以，光前裕后，从细微处说，是汤家数代学术之积累和传承；从大处说，则是光民族文化之前，以裕文明发展之后。

    汤一介先生之学术广博而深邃，涉及佛教、道教、儒家等各个方面，让由世人来评说，于我则只能从个人与汤先生之交往，来体会其道德文章之点滴。

    我知道汤一介先生的大名，是在1980年代他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时期，当时我在人民大学读书，当时人民大学的石峻先生和方立天先生也都是书院的导师，他们亦经常会在课堂上介绍书院之情况。于是我从中了解到梁漱溟、冯友兰等先生的思想和著作，并逐渐对这些后来被称为“新儒家”的人的思想产生了兴趣。后来人们总结上世纪80年代的三大文化团体，包括“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和世界”编委会，其中侧重文化传统，主张文化主体性的就是中国文化书院。虽然，这三个团体的活动我都有所了解，但我自己后来主要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大约就是潜意识中，受到中国文化书院的激发。

    因为汤先生经常出国交流，所以他的文章里经常有许多新的观念激发我的兴趣，比如我就是从他的文章里最早知道“内在超越”这样的概念的，与当时在哈佛教书的杜维明先生一起，在当时普遍贬低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时代，他们保存了人们对于传统的敬意。从港台经济的发展中，体会到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不过，我跟汤一介先生有直接的联系要到1990年代。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哲学所主办的《哲学动态》杂志主持一个“学者访谈”的栏目，其中就做了一个汤先生的专访，谈了诸如轴心时代等问题，算是正式认识了。

    真正跟汤先生熟悉是在他接手中华孔子学会之后，在张岱年先生去世之后，中华孔子学会这个曾经十分活跃的学术团体陷入了混乱，面对这样的情况，汤一介先生接手中华孔子学会，并进行了重组和整合。王中江任学会的常务副会长，我被学会任命为秘书长。从此，有了经常和汤先生相聚的机会。那个时候，汤先生虽然已经70多岁，但精神很好。他不但要谋划学术活动，也还要为学会的经费劳神。经过一两年的努力，学会完成了会员重新登记，有了固定出版的会刊《中国儒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也定期举办全国性的学术活动，中华孔子学会逐渐恢复了生机。

    孔子学会的办公地点在清华大学，但我们商量学会事务的“据点”主要在北京大学，要不在治贝子园，要不就在汤先生位于朗润园的家里。这栋标号为13号的不起眼的公寓，居住着季羡林、汤一介这样的大家。

    汤先生的家不是很大，其中汤先生和乐先生各居一个书房，汤先生的会客室因为四壁的图书而显得越发的逼仄，但是每当看到书架上品类繁多的书籍和房间里常年摆放的蝴蝶兰，听着汤先生低沉柔和的声音，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

    同为著名的学者，进家门首先看到的一幅图景是乐先生正埋头在书堆里工作，我们总会先去跟她打个招呼，我们特别喜欢跟乐先生聊几句，乐先生也十分亲和，她在编的一个杂志叫《跨文化交流》，提倡文明之间的对话，经常刊发一些有分量的文章，我也经常看，她也会介绍她关心的一些主题，问我能不能写一些东西。然后她就笑眯眯地说，汤先生在里面等你们呢，快去吧。

    如此，我们再到里屋和汤先生谈学会和其他的一些工作。在谈正式的工作之前，我们总是会先交流一下对学术界所发生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每次都是有许多收获，比如有一次，他就拿出胡适所做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油印本，是那个年代北大的教材，很是珍贵。对我个人而言，最让我意外的是，他十分关注学术界的动态，其中也包括我们这些当时还算年轻的学者的作品，有一次，他见我就说，我最近看了你的文章，你的想法很有意思，特别是儒家思想和中国思想上的礼法关系问题。当时我的《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出版不久，里面讨论一些法律儒家化的问题，引起了先生的一些注意。说实在的,先生的关注对我的研究的确是一个激励。从中可以体会到的是先生提携后进的胸怀。

    2003年开始，汤一介先生以70多岁的高龄开始了一件伟大的工程，即着手联络全国的力量来编纂《儒藏》。由于工程量巨大，头绪众多，所以汤先生十分繁忙，身体状况却呈衰弱之势。

    汤先生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想法，他一直认为《儒藏》编纂和儒学研究是一个互为促进的过程，所以他在建立起“北京大学《儒藏》编纂和研究中心”之后，一个相关的设计就是要建立“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2009年冬天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他家一趟，说了他建立儒学研究院的想法，并对我说，你关心的礼法关系的问题，也是他所设计的儒学研究院的工作的重点，所以希望我去儒学研究院工作。当时因为我在人民大学哲学院担任一些行政的工作，而我又觉得不一定能胜任汤先生的嘱托，所以没有立刻同意。但汤先生也不以为意，我也还是依然经常去汤先生家。不过，从此，乐老师每次见我都说，汤先生年纪那么大，工作那么忙，让你来帮他一下，你都不来。我听了也很愧疚，所以力所能及地参加汤先生交付的一些工作，比如刘笑敢教授、张志强教授和我都是在汤先生的感召下，参加《中国解释学史》的一些研究和写作的工作。

    这些年，汤先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我也尽量不去打扰，因为怕打扰他的休息。最后一次交流比较多的大约是一年前，我和王中江教授去先生家，先生突然来了谈兴，跟我们说起了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观问题，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见解，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都有点不忍心。

    2013年，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我下决心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工作，汤先生很高兴，还很具体地问了我的一些要求。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汤先生对我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甚至因为办公室的问题，还经常跟我抱怨，说学校办事就是拖拉，要我有耐心。这些看似细小的事情，都体现他那诚以待人的风范，有时感觉不是一个大学者，而像是一位亲近的长辈。

    到了北大之后，我开始了一种新的工作状态：即想问题、写文章。心里有点愧疚的是，对于北京大学儒学院的工作，我所做的事可能离先生的要求还很远。最近经常有人问我，汤先生的去世，对我最大的触动是什么？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但是就工作而言，我用了“茫然”两个字，以前《儒藏》编纂中心和儒学院的工作，汤先生可以用总设计师视之，他的离去，对于北大乃至全国的儒学研究工作其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先生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是《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他们以小鸟自喻，比翼双飞，这是他们之间饱经风雨但真爱未改的写照。汤先生逝世之后，我看到乐先生写了四句话：“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随。”许多人看到这句话都抑制不住而潸然泪下，我们亦不再能看到两位老人搀扶前行的影子了。

    对于先生之离去，我亦有一不算工整的挽联来纪念，祈望先生安息。

    创文化书院编儒藏精华，光前裕后；化中西沟壑育真善美才，守仁蓄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