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介在南开的日子

    今年9月10日教师节的上午，《中华读书报》编辑给我来电话，告诉我汤一介同志辞世的噩耗。我怀疑自己的听觉不灵，可能听错了。前些时我从电视上看到一介在学术会议上发言的镜头，怎么这么快就离开我们呢！？

    我的思绪飞到几十年前，即20世纪中叶，那时我和一介都在南开高中读书。可能由于我们志趣相同，一介、宁可和我成为好朋友，一起上课、一起自习、一起用餐、一起办了壁报——名《文拓》。因为我们都喜欢人文课程：语文、历史、地理、外语，我们都爱读课外书，我们也喜好舞文弄墨：一介写时评，宁可写历史文章，我写诗歌和散文。《文拓》壁报基本上是我们三人抄写，在学校规定的壁报栏内张贴。后来有些南开高中毕业的校友回忆母校时，曾提到《文拓》，其中一些时论写得有声有色，集中到一点上，就是抨击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展望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充满信心，赢得同学们的赞赏。

    南开高中有这样的集会：由教师们组织一些座谈会，要学生们畅谈打算报考哪所大学、学什么专业；对自己的未来进行设计规划。针对此，老师们进行指导。在这样的座谈会上，一介说他打算将来报考西南联大哲学系，学哲学才能深刻地理解世界和人生。宁可说他准备将来报考历史系，史学可使自己更加深刻地理解世界和人生，并为胜利后的家园重建出力。我说，我想学中国古代文学，因为我喜欢古代的诗词歌赋。1946年，我们三人在北平报考北京大学时，一介果然报的是哲学系，宁可是历史系，而我，并没有报中文系，也报了哲学系（因为有老师告诉我：学文学首先要学好哲学）。我们三人都是北大文学院毕业的。后来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在不同的大学里教人文学科，而且我们都把自己的梦想建筑在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上。

    为什么我们三人在南开高中时对人文学科感兴趣，并以此作为我们的人生目标呢？对一介来说，这既有家教，也与学校教育有关；这二者结合起来，决定了一介选择人文学科中的哲学史作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这里必须提到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先生，他是我国著名的人文学术前辈学者，在中国古代宗教、哲学的研究中作出了重大的学术贡献，同时在东方印度学和欧洲哲学的研究方面都有很大成就。一介在父亲的教育熏陶下走上人文学术的道路，是顺理成章的。不过，也要提到，南开高中的教育对他也有影响。南开高中虽重视学生学习自然科学，许多毕业生选择了理工的治学道路，但南开高中对人文学术的教育也是比较重视的。我们的语文老师引导我们阅读中华古代的经典文献，不遗余力。一介、宁可和我都是这方面的受益者。而且南开高中一贯重视课外教育，开展讲演竞赛、提倡阅读课外书、开展话剧活动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人文兴趣。

    这里我想提到，我的一篇散文《北大的北楼》（此楼为抗战胜利后在沙滩校区的文学院）中写下这样的话：“我觉得北大著名教授在教课中所体现的中西贯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大在学术上的开风气之先。……教授们在讲课和科学研究中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创建中华新文化之路，这正是北大文学院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学术开拓精神。”这样的人文优良传统，抚育了几代人文学术工作者。一介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成就，和北大文学院的院风密切相关。最后，我想说：一介，一路走好，我们都在想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