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海外汉学的译介：但开风气不为师

    20世纪70年代末，与海外汉学界隔绝了三十年后，中国学界震惊于海外汉学在学术方法、研究理路和研究领域的创获，并由此开启了一个延续至今的海外汉学的译介高潮。而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上古”）早在1980年就领风气之气，推出了海外汉学著作。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末独立发展之初，至2013年底，上古社共出版海外汉学著作近300种（海外中国文献的引进不包含在内），如果考虑到上古社出版此类著作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因素，这一数量堪称可观。

春江水暖：1978—1988

    或许缘于语言方面的便利和情感的认同，这一时期华人（裔）学者的著作占据了大半，而其中叶嘉莹著作又占据了3种。叶氏是改革开放以来于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影响最大的海外学者，其研究融现代与古代、西方与东方、感性与理性等多种元素于一体。早在1980年，上古社就率先推出了叶氏的《嘉陵论词丛稿》，在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中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思想禁锢之后，刚刚获得思想自由的大陆学者来说，受到的震动是可以想见的。1987、1988年上古社又先后推出了她的《灵溪词说》（与缪钺合著）和《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继上古社之后，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岳麓书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相继推出了叶氏的近十种专著。

    除了专著外，上古社还有选择地对海外汉学研究专题论文进行译介，如胡文彬、周雷编选的《海外红学论集》（1982）、徐朔方编选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1987）。此一时期，所出版的海外汉学著作，主要局限于中国学界的传统热点领域，且学科高度集中古典文学领域。

风起潮涌：1989—1999

    近十年的酝酿，至20世纪80年代末，上古社的海外汉学著作的出版，终于迎来了收获期。提及这一时期上古社汉学著作的译介，不得不提及两套丛书。

    一套就是享有盛誉的“海外汉学丛书”，其被誉为80年代中后期海外汉学译介的代表性丛书之一（另一套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989—1999年期间，共推出21种之多。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更多关注名家、名著不同，“海外汉学丛书”“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富于创见的研究精神，力求择取质量上乘、影响显著的著作加以翻译介绍，入选著作除了一些已有定评的堪称经典之作之外，还有一些近年来出现的汉学研究力作。这套丛书推出了不少海外汉学的新人新作。如斯蒂芬·欧文（今译宇文所安）所著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该书与其说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或者美学的研究的著作，毋宁说一种心理的“现象学描述”，它不是从文献整理入手，而仅以纤细而极具韧性的感性神经切入中国文化本身，敏锐的抓住了“追忆”这一中国文化强大的传统。

    如果说“海外汉学丛书”伴随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学术界注重学术方法、研究理路和理论思辨的倾向的话，另一套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唐代研究指南”，则契合了中国学术界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方法与文献考订并重的学术转向。这套丛书是继哈佛燕京学社编制的一系列中国文献索引以后出现的一套综合性中国断代文献索引，兼具研究成果阶段汇集、资料汇集和学术索引的等多重功能。如《李白的作品》影印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李太白文集》这部海内外仅存两部宋刻本中的一部，并附大阪市美术馆珍藏李白文集中未收之苏东坡书《李白上清宝鼎诗二首》，另附有李白作品篇目索引及标明宋刊本不清晰处的《附录》，为李白研究提供了方便。

东西激荡：2000以来

    进入新世纪，中国学术界一方面将更多的关注目光投向那些经历了时间考虑的大家和经典名作上。这一时期，上古社推出了“域外汉学名著译丛”、“日本中国史研究丛刊”、“剑桥中华文史丛刊”、“觉群佛学译丛”、“亚欧丛刊”等众多海外汉学丛书，以及“冈村繁全集”等海外汉学大家的著作集、全集。“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在海外汉学界影响深远，对汉学研究的范式转移有指导作用，成为一种经典，当今英美汉学界的很多领军人物，包括国人熟悉的黄仁宇，当年初出茅庐时的第一部专著和成名作，都是通过入选《剑桥中华文史丛刊》而一举成名的。另外的关注目光，则投向了学术前沿领域。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先秦史的研究成为海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而上古社适时地推出了“早期中国研究”，推出了众多学术大家和新锐的力作，有力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

    新世纪以来上古海外汉学的出版还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外汉学的同步性明显增加。回顾前两个时间的海外汉学译介，其外文版的推出，到中文版的出版，时间跨度相当之大。如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英文版出版于1959年，30年后的1989年，方由上古社推出中文版。从一定程度上讲，我们所研究、关注的问题，远远落后于海外汉学家。而进入新世纪，海外汉学的著作往往能第一时间就被引入。如比利时学者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的《礼仪的交织：中欧文化交流中的葬礼》，2007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古社于2009年就推出了中译本。考虑到上古社的一本书编校时间至少半年的情况，其译著出版可谓迅速。

    二是中外学术的互动趋向明显。如果说，之前的海外汉学的译介，中国学者更多的是学习者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学者更多地担当起了参与者，甚至主导者的角色。如《大宛遗锦：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蒙恰特佩出土的纺织品研究》（2010）一书，由乌兹别克斯坦学者马特巴巴伊夫和中国学者赵丰带领的团队，对费尔干纳盆地早期中古时代纺织服饰品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性研究，认为费尔干纳山谷在粟特时期或更早（3—4世纪）已成为受中国直接影响的中亚丝绸生产中心之一，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而在高瑞泉和日本学者山口久和共同参与的《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一书中，高瑞泉明显处于研究主导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