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克拜尔·米吉提:我的笔一直没放下

    两会期间见缝插针地采访了艾克拜尔·米吉提。

    他总是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衬衫，面带微笑，热情而坦率，好像永远不知道疲倦。“我是一个愿意做事、为事业在所不惜的人。一个经常忘掉自己的人。”从1993年开始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艾克拜尔·米吉提已经连任三届(之后连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递交了280多个提案。进入全国政协委员行列，又先后提交70多个提案。这些提案，有的得以解决，有的进入国家立法层面。他觉得这些提案是他创作的另外一种“文体”，是从政协委员角度研究探讨问题的论文，这种成就感不比写一个作品成功有任何逊色。

    艾克拜尔·米吉提于20世纪70年代末踏上文坛，处女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一炮打响，荣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存留在夫人箱底的名单》、《瘸腿野马》(哈萨克文)、《蓝鸽，蓝鸽》(哈萨克文)等。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创作、翻译和研究不仅为广泛汲取先进文化的滋养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给创作带来了特殊的优势。他既扎根于本民族深厚的土壤，又更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学、世界文学的影响，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参照中，他带着草原文化的精神血脉走向了更广大的世界。

    读书报:作为作家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家》主编，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多年来您一直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问题。

    艾克拜尔:今年提案有多项是关注这一话题的。其中包括《关于建议设立外国翻译家奖项的提案》、《关于对周边地区中小国家翻译介绍中文作品、配音影视产品设立配套补偿资金的提案》，以及《关于建议孔子学院应配置国内版现当代中文文学书籍和国家级文学期刊的提案》。由于历史原因，西方不少人对中国存在刻板印象。用文学消解这种成见无疑是最好的方式。过去，翻译是自觉的，翻译者用自己的文化眼光去遴选、甄别。如今，中国作为文化大国，要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学是其核心，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当设立专门的奖项以奖励那些专门翻译中国文学的翻译家。以此带动翻译，利用已有的平台更好地推广中国文学，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带来更多可能性。

    读书报:在《父亲的眼光》中，您提到父亲当年的决定使您受益终生，也因此在思维方式、文化意识等方面受到汉文化的熏陶。

    艾克拜尔:父亲懂得哈萨克语、俄语、维吾尔语等，对拉丁文也有探究，但是他唯一搞不懂的就是汉文。他认为汉字笔画复杂，读音奇异。可是当我入学的年龄，父亲开始了一场困难的抉择，他说，要上学，你就去学一种大的语言，只有掌握了大的语言才能和世界交流。我当时对他的这种说法懵懵懂懂。50年来，我与汉语汉文结下了一生之缘。我很为父亲的远见感到自豪。

    读书报:在20世纪80年代，您是著名的小说家。作为哈萨克族作家，您也塑造了一批富有民族特色的典型形象。

    艾克拜尔:我十分熟悉哈萨克人的文化心理、生活习俗和感情表达的独特方式，很多小说反映了哈萨克民族社会生活，比如短篇小说《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木筏》、《红牛犊》等等。哈萨克人质朴善良、与人为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中的努尔曼、《静谧的小院》中的古蕾芭鹤蒂的父亲、《鹿迹》中的阿桑老人、《晚祷》中的父亲、《九十九张牛皮堵住的风口》中的阿斯哈尔老爹，这些典型形象，体现了哈萨克民族的共同性格，又都具有独特的个性特点，令人尊敬、爱戴和钦佩。

    读书报:您的写作看上去非常顺利，几乎是刚开始创作就获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奖。很早就从事小说创作?

    艾克拜尔:1971年我下乡插队，后来当了公社的新闻干事，虽然是新闻写作，也有强烈的文学创作冲动。之后赶上了好时代，正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从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1979年发表处女作，并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在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1981年《民族文学》创刊后，我去《民族文学》担任编辑，由作家转化为职业编辑，一干就是30多年。1988年之后，我有20年没发表小说，从事翻译和史学研究及评论。但是我的本质仍然是作家，是写小说的人。做着编辑，我的笔一直没放下，我写非常想写的事情，有些故事、人物、情节，孕育了很久放不下，只能挤时间写出来。散文也有急就章，但还是希望尽量写得文学化、抒情化、飘逸一些，希望达到语言的完美、艺术的完美，如果没有这些内涵，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这些年做编辑和文学组织工作，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到现在没写长篇，不能不说是缺憾。

    读书报:《中国作家》有怎样的主张和追求?设置的奖项应该是目前中国文学期刊中最多的吧?奖项开展起来后，如何维护其品牌和奖项的纯粹性、公信力、权威性大概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艾克拜尔:作为《中国作家》主编，我在2009年提出“用最优美的中文，写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为全世界热爱中文的读者服务”办刊宗旨。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轨迹，从“反思”到“消解”，到最后书写“自我”等等，似乎陷于某种自怨自艾抑或是自我欣赏。但是现在世界需要什么?世界需要一种优美的、能对中国文化产生认同感的作品。这一点仅靠企业和经济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借助文学的力量。我们的中文作品，应当形成超越人文障碍的亲和力量。受众对中文写作有着更高的期待，中文写作无疑对提升我国软实力发挥着历史性的作用。

    也发现和推举新人是《中国作家》的传统，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就发表在1985年第2期的《中国作家》。前辈们开创了优良的传统，作为第四任主编，我有责任和义务把良好的办刊风格传承下去。这些奖有不同的方向，“《中国作家》鄂尔多斯奖”是奖励长篇小说和纪实文学，我们评出的作品中已有很多获得茅盾文学奖，比如张炜的作品。之前还有柳建伟、周大新的长篇小说。“《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是颁给第一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首发在《中国作家》的作家作品，旨在鼓励文学新人。“《中国作家》‘舟山新区杯’短篇小说奖”是奖励短篇小说创作。（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