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明日的往昔

    在由欧洲文学名著及其影视改编所构成的经典殿堂与流行长廊中，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具有格外突出的地位:它不但是影视改编次数排行首位的名著，而且是影视改编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名著之一;围绕着它，不但有数不胜数的前传、续书、重写、仿作、同人书，而且还有诸多由它而引发的理论表述。在这多重意义上，《简·爱》都堪称一个“超级文本”，由它而牵出的悠长文本链，既标识出影像日益取代文字的媒介更迁，同时也提示着由19世纪浩荡奔流到21世纪的历史激变。瞩目于这条丰富的文本链及其所负载的历史意涵，电影与文化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戴锦华，携昔日弟子滕威，以对话、辩论的文体，推出了题为《<简·爱>的光影转世》的新作。该书虽因对谈体的随性不羁而有“形散”之嫌，但在唇枪舌剑间碰撞出的文本、理论、

    历史议题却的确重要而严肃，而且，戴锦华于其间一以贯之的思路令全书堪称“形散而神不散”。其思路若要“一言以蔽之”，或可概括为:借助抵达文本以批判性地叩访历史，并尝试从中开掘出有助于想象未来的文化资源。

    羊皮书与褶皱

    文艺复兴至19世纪的欧洲文学名著，对于20世纪及21世纪初的全球文化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存在:一方面，它们作为“伟大的欧洲人文传统”而跻身学院建制的“西方正典”之列，因而被赋予了“经典”的神圣性与“精英”特质;另一方面，它们因自身所携带的认同经济学价值，以及足以召唤不同时代的读者放置其社会、生命经验的文本丰富性，而成为电影电视工业改编翻新的惯常之选，既延续了这些文本在其原初语境中之为“流行”文化、“大众”娱乐的特质，又令它们在“转世轮回”间不断获取新鲜的生命力。在《<简·爱>的光影转世》一书中，滕威借用本雅明的术语，将影视改编称作名著的“来生”。而戴锦华则使用了一个富有欧洲古典韵味的修辞———“羊皮书”，作为解读《简·爱》、解读经过了不断重写的欧洲名著的隐喻。在戴锦华看来，文学名著的每一度影视改编，尽管使用了不同的媒介，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新的铭文反身叠加在原作之上;而缠绕其间的诸多理论话语，亦有如加诸于原作书卷之上的再书写。经由反复多样的改编和层出不穷的阐释，所谓原著便会渐次成为

    一卷羊皮书，书卷上的字迹重重叠叠，斑驳而难辨。

    戴锦华和滕威的论辩张力，正来自于《简·爱》的羊皮卷式书写。与滕威严苛地指斥《简·爱》的局限性不同，戴锦华提出，即使是在后见之明的视野中，也不该先入为主地期待文本能够凌驾、超越于它的时代，重要的是考察它如何在时代划定的疆界上纵横驰骋、考察它尝试突破既有限定的张力。为了论述《简·爱》原作与叠加在羊皮卷斑驳字迹上的批判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戴锦华借用了德勒兹的理论术语———“褶皱”。她指出，在《简·爱》、在诸多经典文本中，都存在着大量的褶皱:“那是些结构性的裂隙或空白，是众声喧哗所包裹着的沉默的碎片。”戴锦华在此重点分析的案例是《简·爱》中的伯莎，她认为，正是夏洛蒂出于时代暗示或社会潜意识而“在叙事纵轴的无数选项中做出的选择”，在文本中建构了伯莎·安托瓦内塔·梅森这处褶皱，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斯皮瓦克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等等文本，才有可能从伯莎这里切入，在打开《简·爱》之褶皱的当口，书写富有批判力的批判理论。同样可以作为案例的还有隐晦而深刻地显现在《简·爱》中的爱尔兰大饥荒、“英国的爱尔兰问题”，正是在这里，特里·伊格尔顿、詹明信、萨义德等批判理论家获得了进入历史的切口。

    触摸情感结构与叩访历史

    在戴锦华看来，这些褶皱、裂隙、碎片的存在，使得《简·爱》超出了同时代的哥特■罗曼史，具有了更大的历史症候意义，这也正是她格外瞩目甚或高估《简·爱》的原因之一。戴锦华特别针对滕威重点援引的斯皮瓦克，为《简·爱》的价值做出了辩护。她承认，斯皮瓦克在后殖民理论视野下对《简·爱》所做的批判，的确深刻地揭示了《简·爱》带有的帝国主义文本特征，指出了帝国主义的知识暴力;但她认为，这一知识社会学层面的结论不该取代或取消了《简·爱》文本内部的性别反抗与阶级反抗的议题及能量，后殖民理论所引入的种族维度不应该排斥或遮蔽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通过对后殖民理论的知识谱系追溯，戴锦华提出:“阶级、性别、种族的讨论并非注定彼此隔绝;相反，它们具有反抗资本主义的历史同源性，并期待着创造性的重新组合。”而就《简·爱》而言，戴锦华尤其强调对文本的重返，以此作为再度遭遇历史和历史中的批判资源的一种方式。

    因而，戴锦华的文化研究路径，不同于滕威的“理论先行”，选择的是通过抵达携带着丰富历史信息的文本，去触摸、把握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并以此作为充满张力的切口，再度叩访历史、进入历史。对她而言，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情感结构”概念，是基于文本的文化研究“必需的抵达之所与出发之地”。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戴锦华触及了

    《简·爱》文本中极为深刻、内在的激情，它不仅在于哥特■罗曼史式的因禁恋而张扬、饱满的情欲想象与书写，而且在于资本主义上升期宏阔的世界景观与开敞的未来视野。戴锦华认为，正是情欲书写背后的历史铭文、隐现于《简·爱》文本中的时代激情，使得一部看似以罗曼史为主体的小说成为了某种“胜任的、时代的精神肖像”。戴锦华由此触摸到了夏洛蒂铭写在《简·爱》中的特定时代的情感结构:激情，以及作为其一体两面的受难。在罗曼史层面，那是爱与情欲的折磨;而在时代铭文的层面，那既是帝国征服、异乡远行、传教殉道，同时又是宪章运动、公民抗命、浴血工运;她特别强调，这种情感结构既可能是对于帝国秩序的认同，也可能是对于帝国秩序的抵抗。

    经由触摸情感结构而触摸历史，进而带着这样的历史感和对历史纵深的体认，戴锦华在历史的视野中重读并定位了《简·爱》的原作文本。以此为支点，戴锦华携同已被说服的滕威(在我看来这种，这种辩论更像是师生巧妙选择的论述策略;换句话说，在书的前半部分中，滕威很好地扮演了“挑衅者”的角色。)，对《简·爱》在欧美世界的影像改编，以及《简·爱》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这两条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笔者以为，在她们的这项工作中最具有启示性的成果，是发掘了《简·爱》之于当代文化的双刃性:一边，《简·爱》的昂扬激情所负载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简·爱》在历史表象上所具有的大

    英帝国记忆/维多利亚韵味，既是英国、欧洲社会无限依恋的旧日神话，又可以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主流价值叙述和意识形态建构所捕获和借重;但与此同时，诸多影视改编版大都不得不对原作进行“提纯”，以滤去或至少是稀释潜伏在文本边角处的时代印痕或曰历史铭文，尽可能地驱逐其内在携带的叛乱幽灵。而在另一边，《简·爱》文本所携带的繁复而非单纯的历史信息，《简·爱》的小说叙述中潜在的阶级及平等议题，《简·爱》内在蕴含的充满张力的情感结构，常常与冷战结构下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进程与现实境况发生奇妙的共振。

    由此观之，戴锦华瞩目于《简·爱》，瞩目于欧洲文学经典的“转世轮回”，通过文化研究的工作对种种文本予以再文本化和再历史化，之所以要在完成历史脉络梳理之后、在全书尾声处重申“无法告别的19世纪”，绝非为了呼应学院建制的经典律令，而是因为看重她在研究《简·爱》的过程中发掘出的多重表述和双刃效应:包括《简·爱》在内的诸多欧洲文学经典，在其正面建构性表述自身就已携带着充沛的破坏力或曰批判性，在其建构的意识形态幻象之中始终包裹着某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自身的创伤性内核。基于这样的重读与定位，那些在“光影转世”间所形成的羊皮书，就依然具有可供开掘的批判资源，依然是“重新出发”的可能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简·爱>的光影转世》所重新叩访的历史，实是为了明日的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