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徐柏容的君子之交

    德高望重的徐柏容先生在职时我和他接触极少，我到“百花”时，他已近离休。我仅从同仁口中得知，这个风度潇洒的长者，就是《小说月报》和《散文》月刊的创办者。1980年，这两种刊物的出版，不仅繁荣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坛，至今还是“百花”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支柱。

    我真正走近徐老，还是二十多年前受党委书记王俊石的委托，为出版署写介绍徐老事迹的通讯。不谙世事的我，懵懂操刀上阵。事后才知，写徐老的文章，难得徐老认同，使得很多人望而生畏。我是带着一份好奇，迈入了徐老位于天拖南普通居民楼的家。他的讲述和回忆令我心潮起伏，我们聊了整整一天。回家后我连夜撰写了近万字，反复删改，直至黎明，一篇六千余字的《好大一棵树》终于写成。文章不久被收入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韬奋获奖者的足迹》一书。自此，我和徐老接触多了起来，成了忘年交。

    徐老离休多年，仍然承担繁重的古典散文审读工作，兼任国内很多专业报刊的董事、编委、顾问，不断地出版论文和撰写书评。每当他有新书出版，都要签名送我。阅读他的书，结合我的编辑实践，更深切地感受和体会一个资深编辑家的很多思考，我从中受益匪浅，体会到徐老的箴言，就是激励出版人奋斗与研究出版规律提高编书质量的教科书。2011年他去疗养院后，总是希望早日回家继续工作。他说:真遗憾，在疗养院无法看书、无法工作、无法与业界交流、无法回家开取报箱……

    我编选的《忆旧》一书，2008年被业界评为年度“百佳”，被赞誉为“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和高雅的文学品位”。2007年底，我就接到徐老的电话，他热情赞扬这部书编得好，介绍传主与作者的关系文字简约，选收篇目点面结合非常恰当，给读者留下很多想象与思考的余地……徐老的称赞让我如沐春风，几年的辛苦劳累一扫而光。

    2009年，《五四飞鸿》这部书又在我长年通宵达旦，苦心策划下完成。全书史料是从国立清华首任校长罗家伦后代的美国家中挖掘来的五四文化精英近百年的书信墨迹，这些信札首次面世，史料价值极其珍贵。2010年新年徐老给我寄来一封长信，信中写道:“《五四飞鸿》一书及时捧读，此书与您(徐老给我的信一贯称呼为您)此前所编《散落的珍珠》等书一样，具有浓郁书香气息与文化品位，亦适宜一般读者阅读而不仅限于学界人士，有助于人们对新文化运动人物的了解，即如人际交往中彼此互相尊重之类，当今后学亦均可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此类书编辑工作之繁重，远胜于一般虚构作品或囫囵成书者。近几年来您致力抢(救)于此，成绩斐然，可喜可贺……”后面徐老也指出了一些细小的瑕疵，这逃不过徐老的“火眼金睛”。我也深切地体会到，编辑工作真是一个抱有遗憾的职业，编辑对自己努力下编出来的书似乎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我的案头上经常有一本书作为不断听到读者反应的记录，以便有机会重版加以甄别思考后改进。以对读者、对历史负责。后来《五四飞鸿》获得“天津市优秀图书奖”，我的编辑手札也还被收入金城出版社《编书记》一书中。

    我在职的最后一年，出版局的一领导告诉我，徐老向局里提出建议，希望推荐我在退休前参评正高职称。我非常感动，虽然最终放弃，但是能得到徐老的认可，我已十分满足，这是我编辑生涯最大的荣幸。我和徐老相识多年，我们从无任何钱物交换，就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徐老的爱人在“文革”中遭受折磨自尽，徐老从此独身，几十年婉拒很多人的热情帮助，一个人以书为伴，为“百花”的发展老骥伏枥，倾尽一生的心血。我自从写了徐老，就认定了一辈子要学徐老。虽然徐老做编辑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如今我也年近花甲。

    几天前韩社长告诉我，有关部门领导到医院看望徐老时，92岁的徐老比较虚弱，闭目聆听大家的问候，可当听到《耕堂读书记》获得“出版政府奖”的消息时，随即睁开眼睛，微笑连声道好。他是渴望他亲手创立的百花出版更多的好书。我期盼徐老——这位天津出版界最有影响的编辑家、出版家、全国出版界最高荣誉“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新中国百名出版编辑家”，能够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