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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3月05日 星期三

    夏志清的“偏见”之功

    陈歆耕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3月05日   03 版)

        于2013年12月29日仙逝的美籍华裔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虽然自上世纪40年代即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求学并长期任教,但很多人都还是习惯称呼他为“中国文学评论家”。我想,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他的专业主攻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其二,他本身就是中国人。老先生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早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后随其兄到北京大学任助教。

        夏先生著述颇多,但为其赢得赫赫声名的就是那部带有开创性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钱锺书在给夏的信中称,“尊著早拜读,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不才得附骐骥尾,何其幸也。”记得吾辈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读到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如痴如醉,大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感觉。读大学的文学史教科书,枯燥乏味,类同嚼蜡。本来谈文学史的著作,应该充满文学的趣味,偏偏这类教科书,把一部文学史弄得跟木头人似的呆滞无趣。因此读夏著的第一感觉是非常吸引人,拿起来就不忍释卷。这一点与读唐德刚先生的史学著作有同样的感觉,一部史学著作同时也可视作一部文学著作。其中,不仅新见迭出,而且充满性情,每一个字似乎都浸透生命汁液,“笔跃句舞”,张力十足。

        这么说,并不等于我个人以及学界就认为,夏先生的这部代表作就一言九鼎,无懈可击。实际上,夏先生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自问世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或者说这是一部既有真知灼见,也不乏“偏见”的学术著作。由于这部著作的影响力,夏先生把中国现代文学推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可以说居功至伟。他从纯文学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张天翼的文学成就,把原本被遮蔽掉的作家作品挖掘出来,被人们重新认识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许多观点,由于是从细读文本出发,吸收了西方的一些美学营养,然后作出自己的独立评判,新颖而独到。但说他的某些观点有偏颇,有“偏见”,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比如,他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在鲁迅之上,就过分抬高了张的文学成就,而低估了鲁迅的文学成就。在夏先生的眼中,张爱玲几乎成了神话般的文学天才,对此,我觉得是因他强烈的个人趣味使然,大概很难被更多的人所认同。且撇开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那层关系,在民族大节上给她带来的人格“污点”不谈,单从纯文学角度说,她的文学成就也远不能跟鲁迅比肩。她的中篇小说《金锁记》,虽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艺术感觉和语言也有非凡之处,但跟鲁迅的《阿Q正传》比也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读完《金锁记》,在我们的脑子里,不会留下什么;但鲁迅《阿Q正传》中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以及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对国民性弱点的反思和批判,已经深深烙在一代代中国读者的脑幕上。类似的“偏见”,可能还存在于对张天翼的评价上。夏先生的“挖掘”之功,成功地体现在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身上,但他同样极为推崇的张天翼,却始终未能在读者中“热”起来。

        当我们在批评夏先生的著作中有“偏见”时,其实,我们也要反思中国大陆学界在书写现代文学史时曾存在的严重“偏见”。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文革结束,学界在评价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成就时,始终戴着“极左”的有色眼镜,过分抬高了带有左翼政治色彩的作家,而遮蔽掉了一些文学成就很高、不该遗忘的作家。一部文学史被严重地扭曲。诸如胡适、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就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当“偏见”与“偏见”撞击后,或许会产生“矫枉过正”的作用,使得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知“回落”到客观史实上来。

        有人指责夏先生看待左翼作家有政治“偏见”,夏先生坚持认为,作家只有好坏两派,没有其他派别。一部现代文学史正在被不断地“重写”,这里面应该说也有夏先生“偏见”的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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