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否归乡

    2002年起，我应邀在母校兰州大学做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今已经带过十余位博士生了，这些学生中有两位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生态文学方向的，还有一位学生虽然毕业论文没有做生态文学，却是个身体力行的“生态主义者”，他不仅自费编选了生态文学作品选，还撰写了不少生态文学文章。他为了城区修路少砍一棵大树，到处奔走;他在兰州西面的郊区包了农民的地来种，进行无农药无化肥的绿色种植实验，结果如何无从知晓。虽然我们就此交流的并不多，但我心下对这位同学的行为是赞许的。他们的选择引起我的思考。从步入文坛与批评界至今，我一直倾向于当代文学思潮与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虽然也关注过生态文学，不过偶尔为之，而他们，我的几位学生，他们为什么对生态文学情有独钟?或许是和那个因大气污染而闻名的城市有关?

    学生张晓琴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选题较早，当时研究生态文学的人并不多，我还记得她在开题时就选题缘由和意义进行的阐述:全球的生态危机、文学的另一种承担意识。此后她一直奔走于研究生态文学的道路上，在写作过程中，她甚至有过动摇———她发现当代真正杰出的生态文学作品也有，却并不很多，加之此前她一直对知识分子问题和当代诗歌很感兴趣，又有积累。但我还是鼓励她继续前行，把生态文学研究下去，正是因为生态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并不显赫，甚至有些人对其轻视，而它本身的意义又已然存在，研究它难道不是一件有长远意义的事情吗?

    研究生态文学最危险的就是陷入一个环境为中心的陷阱，一提到生态，马上会让人联想到生态危机。也的确是这样，今天，我们这些“地球公民”遭遇的问题之一就是荒漠化、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地球升温、能源危机等问题，而这些又是从何而来呢?从人而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研究生态文学，就要从人类的行为———哲学观念上来重新思考。或者说，生态文学的第一要务并非揭示生态危机本身，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哲学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在其《冤家，一个爱情故事》中借赫尔曼之口说:“人类对别的生命的残暴行为，那人们与纳粹无异，人类在别的物种面前不可一世，充分表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种族主义，它们信奉拥有暴力就是拥有真理，让我们比较这些故意而明显的杀戮，一群生命在另一群生命的股掌之中受着煎熬与折磨。有一些人声称动物的痛苦不能与犹太人或是奴隶受的苦难相提并论，事实上，它们是一样的，对这些大屠杀的牺牲品而言，它们的灾难与痛苦还是持续着”。地球上的各种生命有机体应该互相依存，共同按照生态学规律，和谐地生活在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具有自己的生存权利，理应得到尊重。人类应该重新确立在自然中的伦理关系，必须与其他生命之间理应重新结盟。让我颇感欣慰的是，张晓琴的论文中已经表达出了这一重要的思想与命题，虽然她没有完全建立起一个生态文学的大厦，但毕竟已经作出了很大努力。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中既有对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探析，有对于生态文学精神资源的中西探寻，亦有对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重要文本的细致解读。当然，毕竟写作时间较早，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譬如对理论的研究与文本的细读的结合有时不尽人意，缺少对新近一些生态文学作品的研究。但瑕不掩瑜，我以为，她写得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些生态文本的细读与评述部分，她对苇岸、张炜、韩少功、马丽华、姜戎等作家作品的研读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视角和感悟，有些分析则超出了生态文学自身的囿限，走向了存在的层面。海德格尔云:“诚然，人在其活动中创造作品时是充满劳绩的;……诗意是与一节劳苦功绩相对立的，而并不属于人的劳苦功绩”。的确，人是应该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的，人类的此在何尝不是天地的一种捐赠呢?

    生态文学在我看来就是人类归乡冲动的一种表现。我生在甘肃，自小在兰州、天水的两地生活中长大，对那里的一切充满情感，这也是我之所以愿意回母校执教的重要原因。我也常常产生归乡的冲动:我会想起天水老家的门上的“耕读第”，极亮的阳光照进家里，细细的纤尘轻舞到几排大书架上，母亲时而弹风琴，时而吹洞箫。我想起渭河的波光和磨坊里急速转动的水磨;想起河边上闲置的渡船，有人需要时，就摇着它们渡到对岸;想起渭河滩上灰颈鹤优雅安详散步的身影，它们有着长长的颈和细细的腿，走近它们，它们依然自若，并不惊飞;我想起大水渠上柔软的草桥，每当农人推着独轮车走过草桥时，草桥就发出轻轻的呻吟。我还想起掉进水渠幸被路人救起的一个孩子，那就是儿时的我。而现在，走在故乡的街道上，也在被钢筋水泥覆盖，林立的小楼和疾行的车流常常让我产生错觉，有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感觉，好像所有的地方都变得越来越像，所有的乡村也出于一个模式。

    写到这里，抬头西望，天空中依然雾霾重重。“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我是在哪里呢?我还能否回到我渭河岸的家乡，走在家乡的林中路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