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春和他的《中国新诗编年史》

    我曾说过，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写诗是寂寞的事业，搞诗歌评论是加倍寂寞的事业，而搞诗歌史料那就是加倍、加倍寂寞的事业了。我觉得刘福春就是一位甘于寂寞的人。

    刘福春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有30年的交情了。我目睹他从日坛路6号那狭窄阴暗的环境中一步一步走过来，后来我们一起办《诗探索》，他也成了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我们一起为诗歌事业做了很多工作。我了解他，为了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他是做了长期的准备的，最少花了30年。福春是把他的生命融入到这本书中，这也是我非常感动的地方。《中国新诗编年史》不是一般的史料编年，而是一种独特的新诗史叙述。福春在新诗史的构建方面创了一个新的路子，这个路子就是按时间顺序，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运用传统的春秋笔法，不把自己的观点直接说出来，而是寓褒贬于叙述之中，从而显示他的价值判断和文学史观。他在客观地叙述某一诗歌现象之后，经常用辑评的方式，从相关资料上选出几十字、几百字，甚或千把字，作为印证或补充。这些地方就见出他的功夫了。一是他的旁征博引，这要建筑在对大量资料的阅读和把握的基础上;二是他的判断力，面对浩如烟海而众说纷纭的材料，他为什么选这个人说的而不选另一个人说的，他为什么选这一段资料而不选另一段资料?这就有个辨析、选择与判断的问题。比如，书中1919年2月15日记载:“《新青年》第6卷第2号刊出周作人的《小河》”。这是一条客观的叙述。接下来，作者不仅引用了周作人自己对这首诗的说明，还引用了胡适、茅盾、朱自清的评论，通过这些评论显示了《小河》在新诗发轫期的独特意义。书中类似的这种辑评非常多，这实际是这部书的精华所在，作者的学识、修养、判断，就通过在浩如烟海的资料的选择与辑评中显示出来了，我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

    刘福春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的新意还在于他对此前的文学史、新诗史中对诗人和诗歌现象叙述的颠覆与解构，这在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那种政治诗学的评判中尤为明显。比如臧克家1956年撰写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一文，实际是1919—1949的中国新诗简史。在这篇文章中，臧克家批评戴望舒的《雨巷》说:“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现实，他们不敢正视，却把身子躲进那样一条‘雨巷’里去;不是想望(向往)一个未来的光明的日子，而把整个的精神放在对过去的追忆里去，这是个人主义的没落的悲伤，这是逃避现实脱离群众的颓废的哀鸣。”像这样的批判，不仅是臧克家个人的观点，也反映了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与政治氛围。福春在《中国新诗编年史》中，陈述了《小说月报》第19卷第8号刊出戴望舒《雨巷》的事实后，引用了杜衡、卞之琳等诗人对《雨巷》的评价，他自己没有直接说一句话，却完全颠覆了臧克家对《雨巷》的不公正的指责。

    文学史写作中，如何处理史与论的关系，对作者来说，是个考验。过去的文学史写作中，有种说法，叫做以论带史。先有一个大的政治学、社会学、美学的框框，然后带着这个框框去观察历史，把符合自己预设框框的材料挑出来，而不符合自己预设概念的东西就视而不见。福春采取了跟上述说法完全不同的路数。任何文学史其实都是当代人的重构。文学史家首先要有自己的史识，这就是刘知几在《史通》中强调的，才、学、识三者中，以识为先。这是非常重要的。福春的价值就在于他不只是资料的搜集与占有者，更有自己的史识，有自己的理论主张，但他不是先验地架构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然后往大框架中填充材料，而是从实际出发，从材料出发，他的观点不是直接而是透过他精心选择的材料暗示出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以往诗歌史写作的局限。我认为这是新诗史写作当中很重要的突破，《中国新诗编年史》学术价值很突出地就反映在叙事方法的出新上。

    资料的翔实和丰富，是《中国新诗编年史》最重要的特色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刘福春几十年的搜求，几十年的积累，几十年的心血都在里面。就目前福春所掌握的有关新诗的资料而言，无论是公开的版本，还是民间的出版物，包括国家图书馆以及许多高校图书馆在内，恐怕都没有他掌握的资料丰富。福春对新诗资料的把握和敏锐的眼光确实非常可贵，《中国新诗编年史》集新诗研究资料之大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部书能超过它。当然，任何资料绝对的全是不可能的，这部书肯定有不完美的地方，资料的不完整，某些抄写引用当中的差错……我认为以这部书的价值，今后肯定会有再版的机会，希望福春继续他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工作，并把他的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充实进去，我相信这部书肯定能够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