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杜威哲学的价值

    《杜威全集·中期著作》共有15卷，包括了美国实用主义集大成者、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约翰·杜威在1899—1924年间除通信以外的所有的论著。与他的早期著作相同，中期著作的各卷也是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的，而且是精心校勘的版本。杜威在这一期间发表了很多重要的论著，如《学校与社会》（1899）、《伦理学》（1908）、《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的影响》（1910）、《我们如何思维》（1910）、《民主与教育》（1916）、《哲学的改造》（1920）、《人性与行为》（1922）等等。

    这些论著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哲学、教育、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把形而上和形而下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表达出来。换言之，杜威其实并不是学院式的哲学家，而是行动主义式的理论家和改革家。而这恰恰是“实用主义”一词在古希腊语中的原意。多少年来，这些论著在全世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杜威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之行。杜威在“五四”运动前夕来到中国讲学。他游历了中国许多地方，与政治领袖、教授、学生、商界人士及宗教团体进行广泛的交流。他每到一地，总要对当地的习俗规制、风土人情有所留意和进行考察，显示出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注意事理民生的态度。他禁不住说：“西方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与之一样，它就好像是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有青春再现一样。”他认为，在中国的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多”。当时，有感于中国人对“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科学的口号，以及“改造国民性”问题表现出来的热情，杜威饶有兴趣地谈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对许多中国学问家喜好议论国民性中传统的“文化”成分，杜威认为，一味强调和坚守这种文化成分，会把国民性格神秘化，有意无意地避开通过变革现状来重新认识和改造国民性的问题。

    杜威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在中国待了两年又两个月。他的60岁生日是在中国过的。他在中国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大部分是对“五四”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评论，以及他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看法。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对“五四”运动的同情和肯定，对日本等列强侵略中国的批判，对中西文化交融的倡导。杜威的中国之行，使得其实用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对中国的政治、教育、文化、伦理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适先生曾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产生这样大的。”

    一百多年来，杜威哲学及其实用主义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经历了从赞颂到被冷落或被批判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以来，杜威哲学在西方学术、思想领域重新复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实用主义的命运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重新评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近年来产生了一批以杜威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多方位探讨杜威哲学及其实用主义内涵的文献多有问世。我们相信，《杜威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出版，无疑会对这一趋势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