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头琴和女儿山

    莽莽阴山之北，浩浩大漠之南，在乌兰察布大草原中心的小小盆地，有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其间，这就是驰名中外的百灵庙。百灵庙是达尔罕贝勒庙的转音，又称乌力吉套海召庙群，汉名称为广福寺，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2）。这座寺庙之所以著名，不仅由于它自清代以来在我国北部草原宗教文化系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由于它与我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风云密切相关。这是一座在文化上蕴大含深的辉煌庙宇，也是一部令人撕心裂肺的早已凝固的惨痛历史。今天，当我们重读黄奋生教授的《百灵庙巡礼》（以下简称为“《巡礼》”）一书的时候，这种体会变得尤为强烈，就像我们再次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得到的那种感觉一样。纵目百灵庙的历史天空，一片白云苍狗的奇幻，一片混沌不清的淆乱，令人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从1694年康熙皇帝亲率大军讨伐噶尔丹叛军时驻跸于此地，到1936年11月爆发的震惊中外的百灵庙战役，浓重的狼烟在百灵庙周遭袅袅升腾。然而，在1935年4月下旬，当黄奋生初次登临百灵庙附近的女儿山的时候，他的感觉却是诗意盎然的：“女儿山在百灵庙的南面，相距只半里多路，孤耸在两道小溪合流的旁边，高约三十余丈，山色青黛，俨如百灵庙之屏壁。据喇嘛的传说：成吉思汗征金凯旋，驻跸此地，这山上有善作马头琴乐的女神，天天晚上做起好听的琴声，来慰安成吉思汗的辛劳；并且这马头琴乐器，亦为女神所发明。”“山南土地平衍，清流横贯，水草丰美，每至夏季，蒙人多畜牧于此，毳幕星罗，畜群成簇，夕阳挂山，炊烟缭绕，犬逐马鸣，这一番情境，又够得诗人陶醉了！”这就是他笔下的“神话的女儿山”（第二十七篇）。仿佛，这就是人间的伊甸园，自由而美丽。毕竟，此时的黄奋生还是一个只有31岁的青年人，青春的热血和浪漫的诗心似乎遮蔽了历史的复杂与现实的残酷。

    1935年4月，国民党中央委员白云梯、候补执行委员克兴额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百灵庙出席蒙政会大会，奋生随行采访，前后历时33天，《巡礼》一书就是奋生此行的真实记录。这本书完成于1935年5月，同年6月，班禅大师行辕秘书刘家驹为本书作序，1936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巡礼》是一部很有文学意味的游记，也是一部具有草原情调的文化随笔，更是一部关于蒙古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沉思录。全书约计5万字，由41篇组成，各篇按照“巡礼”的顺序前后衔接，俨然一部结构恢弘的大散文。这是一本70多年前问世的老书。按照美国图书馆50年的图书标准，绝对属于“善本书”的行列，已经是只藏不借的宝贝了。然而，这本书不仅老，而且好，好书如同好人，永远是有魅力有知音的。所以，就让我们走进《巡礼》的世界，对这本书和他的作者也来一番“巡礼”。在我看来，《巡礼》最动人之处主要在于那流溢于作品字里行间的深厚的草原情怀，这是一种富于诗性之美的爱，也是一种富有文化意蕴的爱，这是人间的一种无疆的大爱，她弥沦万物，无所不在，不因岁月的更迭而消失，不因时空的转换而褪色。在这种情怀的驱动之下，书中有四个亮点闪闪发光。亮点之一是对当时蒙古地区政治情况的详细记载，譬如，作者写道：

    下午一时，蒙政会全体大会，举行开幕典礼。北边的桌上，左置总理遗像，右置成吉思汗遗像，像框上都披着蓝色的哈达，各王公委员代表等，舍三跪九叩礼，行时代的三鞠躬礼，礼后德王用低微的蒙语致辞，结着由白梯演说，邀得听着不少的鼓掌，因为他们演说的大意，不外拿着成吉思汗的精神，来激发蒙人的情绪，最后还呼了几声蒙语口号，这小小的包中，一时更显出革命空气的磅礴弥漫了！（第十八篇《马头琴声中几年成吉思汗》）

    民国政治与蒙古文化的交融，“三民主义”和“成吉思汗的精神”的碰撞，构成了一幅幅特别有趣的画面，没有奋生的描述，我们今天就很难知其详情。再如他对蒙政会蒙古包大礼堂的介绍，居然绘出一幅非常精准的布局图（第十九篇《参观会议》），真实地再现了蒙古包会场的情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1902—1966）即所谓“德王”的记载，为我们研究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留下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德王既扮演过勾结日本侵略者的“蒙奸”角色，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蒙古文化精英（第三十二篇《多才多艺的德王》），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人民政府的特赦，担任内蒙古文史馆馆员，曾主持编成《二十八卷本词典》（蒙文），晚年有回忆录《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面世。而在奋生的笔下，口是心非的德王纵论政治问题（第二十九篇《蒙古包中德王畅谈天下事》），极有使命感与责任感，他的那一番高谈阔论与不久之后的变节投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百灵庙地区的情况，作者分别从宗教区域、蒙政会办公区域以及居住与服务区域三个不同的区域性视角来予以描述（第二十四篇《三个区域的素描》），文笔周详，细致入微，描摹如画。历史就隐藏在细节当中。以当代人的眼光和手笔来作观察和记载，很富有现场感和真实感。亮点之二是作者对蒙古归绥地区历史文化的详细记载。作者游览小召寺，发现有《康熙征噶尔丹纪功碑》一通，这通石碑“纪康熙平定准噶尔之功绩，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记述，尚可辨识，可供历史的考证” （第九篇《畅游诸名召》），但是，当笔者在2009年7月在呼和浩特进行文化考察的时候，发现不仅当年的小召寺被拆掉了，而且这块古碑也不知被移置何处了。但奋生书中的完整抄录，足以保证碑中的历史信息留存人间。奋生游览王昭君墓，也抄录了不少近现代名人的诗文，如马福祥的文以及李培基和李廷玉的诗等等（第十篇《独吊王昭君墓》），这些作品现在也不易找到。尤其是对五英雄城碑文的记述，最有历史文化价值。所谓五英雄城，就是现在的敖伦苏木古城遗址。这座古城遗址位于百灵庙东北35公里处，俗称赵王城，始建于元代，它既是元代德宁路所在地，也是蒙古汪古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此考察，团中的中国考古专家黄文弼发现了一块古碑，碑上刻有《王傅德风堂碑记》。赵王城的秘密由此被揭开。奋生完整地抄录了这通元代古碑，并进行了科学的考证，从而为我们照亮了元史研究的一段黑暗（第三十五篇《新发现的五英雄城碑文》）。亮点之三是作者比较深刻地反映了蒙古地区经济、教育和医疗的现实状况。对以牛羊驼马为主的草原畜牧业和归绥地区的毛织工业的情况，奋生予以真实地记述；对蒙古人的疾病和医疗问题，作者也不厌其详地加以叙述。见到火车餐室中健壮的日本人（第七篇《餐室中的日人》），奋生想到了中国国民营养的不良，而对美国传教士用铅字印装蒙文《圣经》教义，能讲流利的蒙语，并在蒙古地区设立医院（第二十八篇《深入蒙地的传教士》），他更是赞佩不已，同时也为自己的国家在文化建设上的缺失感到愧疚，并大声疾呼。亮点之四是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忧思。第三十七篇《青年思想与喇嘛教的冲突》和第三十八篇《亟须打破的狭隘的民族观念》集中反映了当时蒙古草原社会存在的问题。奋生希望蒙古社会能够与时俱进，既能够保留固有的文化传统，而又不落伍于时代潮流，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臻于较为理想的境界。这一切都是发人深思的话题。

    奋生是江苏沛县人,别号雪心，笔名雪心室。他早年毕业于南京文艺专科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大学边政系教授、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教授以及兰州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甘肃省政协委员。他一生致力于蒙、藏等民族历史文化的宣传和研究工作。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他主编的《蒙藏周报》就已经受到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他还曾担任《蒙藏旬刊》的主编以及九世班禅的行辕秘书，对于蒙藏文化有极深的了解。1941年，他与顾颉刚、马鹤天等著名学者在重庆创建了中国边疆学会。他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使他成为我国现代学术史上蒙藏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反右”时，奋生在兰州地区“六教授会议”上的发言，被认为有提倡“教授治校”的嫌疑（仅仅是嫌疑而已），于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完成了著名的《藏族简史》。这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研究藏族历史文化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至今仍然被视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在人生的低谷中，黄奋生踏上了学术的精神高原，为自己的学术人生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一年，他56岁。

    奋生似乎是一个对政治无所是非的学者。他既拥护三民主义，尊重国民政府，也热爱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他就是一个本色的读书人，一个本色的学者。他效忠于国家，效忠于民族，具有浓厚的文化与学术热情，对于蒙藏民族的历史和未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端于民国时代的民族自治运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真正实现了。奋生作为这一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功不可没。他对蒙学和藏学的精深研究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至今仍然熠熠闪光，至今还在支撑着蒙学研究和藏学研究的大厦。他是不会被热爱真理的人们遗忘的。或许，在寂静的月夜里，百灵庙女儿山的马头琴女神也会情不自禁地用她那幽咽的琴声来倾诉对黄奋生的怀念，同时还会准备为他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还有三盏青稞酒，三杯草原白，以及其他。

    （本文是作者为即将出版的《百灵庙巡礼》一书所写序言，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