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初唐四杰”

    公元7世纪，有四位才华横溢、命运多舛的诗人，史称“初唐四杰”。他们不算孟学史上的大人物，但同样吸吮过孟子的思想营养，体察过孟子的生命情怀，为后人留下一组朴实无华的孟学史片段。

    四杰之中，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650—676？）可能年龄最小，且英年早逝，却排名第一，成就高于其他三人。《王子安集》有两篇文章提到孟子：

    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卷4《上吏部裴侍郎启》）

    有时无主，贾生献流涕之书；有志无时，孟轲养浩然之气。（卷5《上绛州上官司马书》）

    何谓“遗雅背训，孟子不为”？清末学者蒋清翊（生卒年不详）注云：“未详。”孟子之本事难详是一面，王勃之用意明显又是一面：“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上吏部裴侍郎启》）换句话说，对孟子经由文化守成主义达成道德理想主义的“文以载道”观，王勃心有戚戚焉。立言的层级低于立功，但儒家知识分子何尝不想建功立业？东晋袁宏（328—376）的《三国名臣颂》有言：“故有道无时，孟子所以咨嗟；有时无君，贾生所以垂泣。”（《晋书》卷92）王勃化用袁宏此语，既是自身心迹的写照，更揭示了儒者的政治抱负与现实际遇两者间永恒的困境。凡是儒者，谁不被“有道无时”或者“有时无君”这些困境所包裹？一旦被包裹，就会从立功自觉地退到立言，进而把立言与立德紧密联系起来。《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简称《滕王阁序》）就说：“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明于此，王勃可谓唐代的孟子，孟子可谓战国的王勃！

    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杨炯（650—693后）与王勃同龄，曾为王勃的诗文集作序。王勃乃隋末大儒王通（584—617）之孙，所以，杨炯的《王勃集序》写道：

    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退讲艺于龙门。其卒也，门人谥之曰文中子。闻风睹奥，起予道惟，摧摩三古，开阐八风。始摈落于邹、韩，终激扬于荀、孟。

    《中说》（又名《文中子》）仅有《立命篇》提到孟子：“董常闻之，谓贾琼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则所谓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归哉？’”董常（生卒年不详）虽是王通的得意弟子，但王通与孟子究竟有何关联，却是思想史上的一大疑团。杨炯这里给出了解释：“始摈落于邹、韩，终激扬于荀、孟。”王通先是排斥弃绝于邹衍、韩非的理论，最终激动振奋于荀子、孟子的学说。这类解释影响了唐末的皮日休（约834—约883？），《皮子文薮》卷4《文中子碑》就径直认为王通承接了孟子的衣钵：“故孟子叠踵孔圣，而赞其道。夐乎千世，而可继孟氏者，复何人哉？”

    受时代所限，杨炯没有像董常那样孔孟连称，但他提供了另一种形态的“孔孟”说法，十分值得注意：

    高台下泣，孟尝君之恻怆可知；梁木兴歌，孔宣父之平生已矣。（《杨炯集》卷8《唐上骑都尉高君神道碑》）

    孔宣父既祥五日，弹不成声；孟献子加人一等，县而不乐。（《杨炯集》卷9《李怀州墓志铭》）

    “孔”即孔宣父，还是孔子。“孟”则不是孟子，而是孟尝君或孟献子。后一句话，清人董诰（1740—1818）等编的《全唐文》卷196《杨炯（七）》作：“卜子夏既祥五日，弹不成声；孟献子加人一等，县而不乐。”同一作品有不同版本、不同表述，实为思想史平添了些许曲折。深究这些曲折，乐趣亦在其中。

    杨炯还有《伯母东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一文，亦与孟学史有关。其序云：“每献岁发春，日南长至，群从子弟称觞上寿者，动至数十百，未尝不欢言善诱，借以温颜，侃侃焉，誾誾焉，有孟母之风焉，有敬姜之诲焉。”其铭曰：“宋云孟母，鲁季姜兮。”西汉时期，先有韩婴（生卒年不详）的《韩诗外传》卷9，后有刘向（前77—前6）的《列女传·母仪篇》，极力表彰孟母。杨炯拿孟母之风来褒扬李氏，即是这一传统的体现。

    幽州范阳（今北京附近）人卢照邻（630前后—680后），其诗文集《卢照邻集》有三篇文章提到孟子：

    昔文王既没，道不在于兹乎；尼父克生，礼尽归于是矣。其后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词人之柔翰。（卷6《驸马都尉乔君集序》）

    自获麟绝笔，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门，时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后，直至贾谊、相如。（卷6《南阳公集序》）

    孟轲偃蹇，为王者师；范雎匍匐，为诸侯客。（卷6《对蜀父老问》）

    卢照邻以孟、荀接踵孔子，此乃思想史的通识。盖因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已为后世确立“孟荀齐号”的基本语法。可卢照邻为何跟杨炯一样先荀后孟，而不是先孟后荀呢？先荀后孟，意味着唐初荀子的地位高于孟子吗？如果未能穷尽史料，这个问题就不能作答，只能暂时放下。

    “孟轲偃蹇，为王者师”，典出西汉扬雄（前53—18）的《解謿（并序）》：“是故驺衍以颉亢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汉书》卷87下）《对蜀父老问》还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易时而处，失其所矣。”这是对《孟子·公孙丑下》的显性—匿名引用：“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4·13）卢照邻眼里的孟子，实则尊王贱霸的典范！

    四杰当中，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骆宾王（约627—约684）年纪最大，也是惟一的南方人。前三杰都实名评述过孟子，骆宾王则只是显性—匿名用过孟母断织这个典故：

    某篠派庸微，桐岩贱伍，讬根邹邑，时闻阙里之音；接閈雩津，屡听杏坛之说。加以承断织之慈训，得锐志于书林；奉过庭之严规，遂容情于义圃。（《骆临海集》卷7《上兖州张司马启》）

    能用断织一典，骆宾王自然知道孟子。《骆临海集》对《韩非子·显学》说的“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亦做过引申：

    棘寺游三礼，蓬山簉八儒。（卷4《久戌边城有怀京邑》）

    洎乎大义既乖，斯文将坠，于是八儒三墨之道，异轸分驰；九流百家之文，殊途竞爽。（卷9《对策文三道》）

    八儒有孟氏之儒，一般认为指的是孟子一脉的儒家。孟子是距杨墨的，但骆宾王却情深于另一种“杨墨之道”，尤其对杨朱情有独钟：

    苟斯道之不坠，亦何患乎无成？而欲图侥倖于权重之交，养声誉于众多之口，斯所以杨朱徘徊于岐路，阮籍怵惕于穷途。（卷8《答员半千书》）

    晨风轸孙楚之情，岐路下杨朱之泪。（卷9《初春邪岭送益府窦参军宴序》）

    在过去的思想史传统中，“距杨墨”属于大传统，另一种“杨墨之道”属于小传统。骆宾王虽然没有批过大传统，却同情小传统，这种现象在孟学史上绝非偶然。跟骆宾王不同，卢照邻甚至对大传统里被批判的墨子深表敬意：

    削迹伐树，孔席繇来不暖；摩顶至足，墨突何时有烟。（《卢照邻集》卷4《五悲·悲今日》）

    门有张公之雾，突无墨子之烟。虽吾道之穷矣，夫何妨乎浩然。（《卢照邻集》卷6《对蜀父老问》）

    另一种“杨墨之道”实际上源远流长。笔者的《另一种“杨墨之道”》（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7月18日第15版《国学》）曾指出：“《墨子》《吕氏春秋》勾画了墨子之‘悲’一线，《列子》《荀子》勾画了杨朱之‘泣’一线；两条线汇聚到《淮南子》，最先完整地建构了另一种‘杨墨之道’；其后，阮籍、孔稚珪把它进一步固定了下来。”这里要更正的是，比阮籍（210—263）更早，东汉荀悦（148—209）的《汉纪·孝元皇帝纪下》说过：“杨朱哭多岐，墨翟悲素丝，伤其本同而末殊。”更要补充的是，连大孟学家戴震（1723—1777）也觉得另一种“杨墨之道”令人感喟。其《孟子字义疏证》卷下《理》有云：“杨朱哭衢途，彼且悲求诸外者歧而又歧；墨翟之叹染丝，彼且悲人之受染失其本性。”由此可见，只拿党同伐异的“距杨墨”做文章，而无视乃至漠视另一种“杨墨之道”对于个体生存的真切感受，那类孟学史研究至少是不够完整的。

    检视“初唐四杰”留下的孟学史片段，其有特点者，乃杨炯、卢照邻先荀后孟的提法；其有深意者，乃卢照邻对墨子、骆宾王对杨朱的了解之同情；其有回味者，乃王勃对袁宏语、卢照邻对扬雄语的化用。

    但是，“初唐四杰”未必深入研究过孟子，孟学甚至根本谈不上是这个诗人共同体的突出特色或核心优势，所以，其孟学观整体上朴实无华，可视为传统的积淀与敞开使然。孟学史绝对不是每一时段都会节节上升的，毋宁说，重复的传承或传承的重复乃是孟学史演进的常态。有此常态，孟子才会长久地活在人们的心中；常态不断地积聚，孟学史才有可能获得突破与飞跃。后人对“初唐四杰”反反复复的再阅读，同时亦是对孟子持续不止的再理解，量变—质变的辩证法就蕴含于其间。用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诗句来说，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