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历史的革命与市场化的改造

    我之所以将问题的讨论集中于1990年代以来这个阶段，是因为无论对于“革命”持有怎样的认知和叙述，无可否认的是，这一阶段“革命”与“告别革命”之间的张力都最大，之前任何一个阶段的情形都不是这样。

    单就生产数量（而不是播出数量）来说，这一阶段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其实并不少，这个现象看上去似乎与“告别革命”的判断并不吻合。因而我们至少需要面对和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在这个“告别革命”的年代会出现这么多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第二，“革命”作为电视剧话题在今天的合法性以及有效性究竟在哪里？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一个问题并不能直接承接后一个问题，因为1990年代以来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绝不能离开市场化的生产机制来讨论，单就生产机制来看，它与其他类型片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而这种带有相当程度复制性的生产后果并不能直接等同于革命在今天的合法性及有效性，后者还需要通过政治经济学结合具体的意识形态分析来指认。

    在一些学者看来，市场是对过去“媒介工具论”的解放，在这种逻辑之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要么被视作反市场的产物而被相当程度的否定或忽视，要么被认为需要做一番市场化的改造。就前者而言，他们认为此类电视剧与党管媒介的现实所催生的自上而下的生产方式是分不开的，但事实上，近年来热播的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并不都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它们要么先有好的小说本子，再被改编成电视剧，要么是拍出来以后仍然面临不被主流播出渠道接受的风险，例如《激情燃烧的岁月》最初就不被央视所接受而只能先在地方台播出，如果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生产方式，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吗？因而，更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市场化改造，它是这类电视剧在“告别革命”以后争取和获得新的合法性的关键。

    然而，所谓市场化改造并不仅仅意味着电视剧制作及流通结构的改变，还意味着电视剧文本叙事本身的改变，它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打破了传统革命历史叙事，不过如何评价这样的改造要基于将其放置在怎样的关系里。相比某些已然僵化的所谓传统主流叙事模式，不得不承认的是，很多经过市场化改造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试图摆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能够摆脱来源于后者带给人们的刻板印象，丰富和重新激活某些曾经失落的叙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具有突破性与重构性，但与此同时，在不少这样的片子里，改造后的叙事却或多或少地回避了对革命本身的正面叙述，取消了它的时间性，而多是将它作为一个演绎各种爱恨情仇的空间，从而消解或者至少是弱化了革命的历史性。

    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判断需要谨慎一些，因为当把这类电视剧放置在今天整个电视剧甚至整个影像市场格局之中时，你会发现，它们更为强大的挑战对象其实是那些商品化以及消费主义痕迹极重的影视作品而并非所谓的传统叙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导演康洪雷所试图寻找和表达的“中国人的善良向上和优秀品质”，还是毛尖老师在这个犬儒和虚无盛行的年代所看到的“中国气息”与“时代之痛”，都是这类题材的优秀作品中的可贵之处。

    但是就像贺桂梅对《激情燃烧的岁月》所分析的那样，“石光荣的革命激情被抽象化为一种‘精神’和‘信念’，与那个年代的历史语境最为密切相关的语汇‘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未曾在文本和阐释中出现，相反，这种被抽象化了的‘激情’被做了不同的挪用。它有时被作为新时代的国家‘现代化’的精神支柱，有时被作为倡导新的家庭伦理的内涵，更多的时候，它被挪用为一种新的职业伦理的倡导。……将革命激情转换为职业伦理，或许是一个消费主义时代在将‘理想主义’具体化时，最可能做出的阐释。……于是，‘革命’本身所带有的反叛、重新创造世界的意味，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加固资本市场的伦理秩序的文化资源。这或许是人们在消费‘红色年代的激情’时，作出的最具意识形态意味的一种改写和重构。”

    我看过一些导演访谈，也看过一些对近年来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评论，在其中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人性论”，而在我看来，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正是通过这些人性论才能够嫁接起此类题材电视剧与自身当下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可是这种抽空了历史意涵的解读使得这类电视剧事实上对于人们而言并不具有本质上的独特性，由人性论所派生出来的各种励志似乎就是它们的终极意义，换句话说，革命历史的有效性即便被激发出来也不过止步于此。而这样的意义在今天无论对于生产者、消费者还是监管者来说又都是安全的，因为励志是为了更好地延续当下的生活，在这样的框架之内，生产者不必担心因为触碰各类红线而导致血本无归，消费者不会遭遇生活的颠覆与根本性的自我怀疑，监管者也不会遭遇任何对其严苛审查的实质性挑战。由此得以确认告别革命的含义就是革命的肉身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禁忌，它多是以背景的形式出现来承载我们当下有限的自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