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文学史”：“北新书局版”的现代四大作家

    萧乾曾经说过：“如果把当时每天进出翠花胡同（北新书局所在地）的文学界人物开列出来，也许会占那个时期半部文学史。”（傅光明：《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这从1935年第26期《人间世》上登载的一则北新书局《现代四大作家名著》的广告中即可见一斑。本广告汇集的是北新书局出版的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冰心四位作家的作品集。单单从四个人的名头即可看出俨然五四新文学的半壁江山。其中鲁迅著作19种；周作人12种；冰心有9种；郁达夫10种。虽然诸种图书是陆陆续续在北新出版，而且一开始北新书局也许并非有意把四位作家整体推出，但是在广告中，这四大作家各持相当数量的作品集闪亮登场，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声势。这一则广告，在一定意义上，堪称是推出了北新书局版的中国现代四大作家，也是对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堪称排名前数位的著名作家做了一次检阅。同时也可以看出北新书局的出版策略、眼光以及对新文学作家在推广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作为北新书局的创办人，同为北大新潮社成员的李小峰与孙伏园锐意继承北京大学新潮社之精神，给新生的书局定名“北新”，即北京大学新潮社之简称，因此，从1925年3月创设书局伊始即可显示北新书局与现代新文学密切的精神关联。而鲁迅周作人与北新关系之密切（二人为《语丝》的主要筹划者，北新书局里分别称他们为“大先生”、“二先生”），鲁迅对李小峰与孙伏园的大力扶持，也成为北新出版史上的重要史迹。北新书局选择的开张日即和鲁迅有关，这一天是鲁迅译作《苦闷的象征》出版、发行的日子。

    1926年6月北新书局上海分局成立，为北新书局后来的南迁做了准备。1927年鲁迅与李小峰先后赴上海，二人的感情关联也与日俱增，以致“在1934年之前，其他书店很难得到鲁迅创作的初版权”（陈树萍：《北新书局“半部文学史”》），鲁迅在1933年1月2日致李小峰的信中这样谈及自己与北新的关系：“我以为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现在虽然版税关系颇大，但在当初，我并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并不是因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1931年3月北新书局因为出版进步书籍被封，鲁迅将《三闲集》、《出了象牙之塔》交付北新书局出版。1932年底北新书局再次被封，鲁迅又馈以《两地书》、《伪自由书》、《鲁迅杂感选集》。这多少可以说明何以在北新书局推出的新文学作家中，鲁迅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位置。

    有研究者指出：北新书局在为新文学提供畅通的传播渠道之外，还以“把关人”的身份引导、规约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而且为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现代知识分子搭建了重要的言论空间与公共平台，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参见陈树萍：《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四大作家名著》的大规模推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起到的正是搭建公共文学平台，规模化展示新文学实绩的作用。正如钱理群、吴福辉所说：“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冰心，这大概是新文学到30年代形成的四大经典作家，与1949年后定的鲁郭茅巴老曹六大家可有一比。但他们同时又都是畅销书作家。”四大作家集体在广告上亮相，一方面展示了北新书局在推举新文学作家方面所做的突出努力，另一方面则在客观上有助于建构一个新文学的场域空间。    

    中国现代作家的经典化过程伴随着整个现代文学史，而北新书局推出的这四位作家既在五四文学阶段就树立了极高的声望，进入30年代的过程中又有创作的持续的佳绩。从一定意义上说，四大作家的地位在1935年《人间世》推出广告之际已经如日中天。鲁迅在生前即面临经典化的文坛关注，其中瞿秋白编辑的《杂感选集序言》是鲁迅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尤其对鲁迅杂文的历史地位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郁达夫的十种著作，基本上被收入他的七卷本《达夫全集》里面。《达夫全集》由郁达夫自己选编，1927年起由上海创造社、上海开明书店、上海北新书局等几家出版社陆续刊行。刚三十岁就自编全集，差不多在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也堪称是自我经典化的自觉行为。郁达夫在创造力最活跃之际开始编全集，除了生计的需求之外，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影响颇有信心，另一方面也是借此继续给自己制造声势和影响，客观上也的确有助于郁达夫成就和完善自己在文坛上的历史地位。而《现代四大作家名著》中的《日记九种》在现代作家经典化过程中尤为值得分析，堪称是作家形象自我塑造的非常典型的案例。1927年12月31日出版的《语丝》第四卷第三期登载了《日记九种》的广告，称“日记是最富于真实性的文学，是文学的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保障。有美丽而细腻的散文诗，有灵活生动的小品文，有刻画心理变迁的小说。读日记比读有始有终，变化莫测的小说更要有趣。倘若不信，请一读郁达夫先生这部日记便可以证明了”。“在这部日记里，我们不但可以欣赏这部日记的自身，并且藉此而赤裸裸地窥见郁达夫先生的实生活，使我们读他的作品时，能以得到更深切的了解”。作家的经典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阅读，而借助于日记，读者“赤裸裸地窥见郁达夫先生的实生活”，当然更容易导致对作家的痴迷。黄裳亦曾说过：“坦率的说，郁达夫的著作，我最欣赏耽读的是他的日记。”（黄裳：《拟书话——〈忏余集〉》，收《珠还记幸》修订本）《日记九种》在郁达夫经典化的过程中，起到的正是不可忽略的作用。

    在四大作家中，冰心的代表性尤其值得一提。1932年，北新书局即编辑出版《冰心全集》，分三卷本（小说、散文、诗歌各一卷），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部作家的全集。这次在《人间世》上推出单行本广告，虽然数量不及其他三个作家，但是却最有体裁的广泛性，小说、诗歌、散文，都在五四时代形成了巨大影响。用阿英的话来说，“青年的读者，有不受鲁迅影响的，可是，不受冰心文字影响的，那是很少，虽然从创作的伟大性及其成功方面看，鲁迅远超过冰心”。叶圣陶在40年代主持开明书店工作期间给开明版的《冰心著作集》写的广告也印证了阿英的观点：“二十多年以来，她一直拥有众多的读者。文评家论述我国现代文学，谁也得对她特加注意，作着详尽的叙说，这原是她应享的荣誉。”

    冰心在五四时期尤以儿童文学著称，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寄小读者》中的通信最初发表在《晨报副镌》的“儿童专刊”，在1926年5月集结成书。这本文集在现代史上是影响最大的文学名著之一，到1941年为止共再版了36次，被认为是冰心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虽然这组散文在名义上是写给小读者，但在1920年代所吸引的读者远远超越儿童的范围。”阿英认为其读者实是青年人：“特别是《往事》（二篇），《山中杂记》（《寄小读者》），以及《寄小读者》全书，在青年的读者之中，是曾经有过极大的魔力。”一部《寄小读者》，即足以使冰心迈入现代经典作家的行列。

    除了选取了四位作家自创的著作之外，本丛书同时分别编选了四大作家论，力图汇集关于四大作家的重要评论，构成了作家经典化的同样重要的步骤。在现代作家影响力扩大的过程中，批评与评论环节承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即如五四时期周作人评郁达夫的《沉沦》，评李金发的《微雨》，为废名的每一本小说写序，都针对的是当时文坛和社会舆论对这些作家的诟病和不理解，有助于新文学理念和作品的普及和推广。

    此外值得一说的是，除冰心外，其他三作家入选《现代四大作家名著》的，除了创作，还有翻译。鲁迅的译作多达六种，计有《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思想·山水·人物》、《壁下译丛》、《小约翰》、《近代美术思潮论》。其中《苦闷的象征》是名噪一时的译作，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课时，还将这部理论著作作为教材讲授。而《出了象牙之塔》也堪称是理论家和学者的小品文的典范，是理论的普及性著作。而《思想·山水·人物》也是鲁迅译文中最具有美文效应的，标志着鲁迅日译的日臻佳境。

    鲁迅翻译的大部分是日本作家的作品，尤以文学理论和学术随笔为主，而周作人的翻译胃口则驳杂许多。北新书局推出的这几种译作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冥土旅行》和《玛加尔的梦》是周作人“苦雨斋小书”的二种。在《苦雨斋小书序》中，周作人这样谈及自己的这两本译作：“《冥土旅行》是二世纪时的希腊哲人所写，此外四篇的作者是十八世纪的英人斯威夫德（Swift），十九世纪的法人法布耳（Fabre），以及十四世纪的日本和尚兼好法师。《玛加尔的梦》则是近代俄国的作品。这可以说是杂乱极了，虽然我觉得并不如此，不但这些都是我所同样欢喜的，我还以为其间不无一种联属。我曾说，‘重读《冥土旅行》一过，觉得这桓灵时代的希腊作品竟与现代的《玛加尔的梦》异曲同工，所不同者只因科罗连珂（korolenko）曾当西伯利亚的政治犯，而路吉亚诺思（Lukianos）乃是教读为业的哲人（Sophistes）而已。’除了那个‘科学之诗人’是超然的以外。兼好法师也就不是真个出世间的人，不过他有点像所谓快乐派，想求到‘无扰’的境地做个安住罢了；至于斯威夫德主教的野蛮的诙谐，则正是盾的背面，还是这个意思，却自然地非弄到狂易而死不可了。我译的这些东西，虽似龙生九子，性相不同，但在我总觉得是一样的可爱，也愿意大家同样地看待他们。”周作人自称的“杂乱”和“龙生九子，性相不同”恰好可以说明他的翻译趣味的广泛。

    1928年，郁达夫应鲁迅之约，翻译了德国作家鲁道夫林道的中篇小说《幸福的摆》。随后，郁达夫又陆续翻译了四篇，都在《奔流》上发表，最后结集为《小家之伍》，意为收入了并非大家的五位小作家的创作。郁达夫在《幸福的摆》篇末译者附记里说:“小说里有一种Ｋosmopolitisch的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厌世的东洋色彩。”这种“厌世的东洋色彩”多少影响了郁达夫后来创作的小说《迟桂花》：“《迟桂花》的内容，写出来怕将与《幸福的摆》有点气味相通，我也想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一个病肺者的性格来。”

    郁达夫的文学翻译，由此介入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最终汇入的是作家经典化的历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