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视野下阐释中国哲学

    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这几年一直受到学界关注。这场讨论实际上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以及未来走向的一种思考。刘笑敢的《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索》（商务印书馆2009年出版）和方朝晖的《学统的迷失与再造——儒学与当代中国学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等，都对此一问题做过深入的探讨。对于这场讨论中所揭示和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个人一直都在关注。譬如全球化和“地方性知识”的问题。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大背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文化国际地位的提升，有关中国哲学的主体性问题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此外是关于“回到中国”的问题，就是以中国话语来解释中国。在今天这样一个更为开放的时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以及现时代的哲学诉求和传统哲学资源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当深入分析这些问题时，就会发现其中的悖论：一方面是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觉意识的加强，比较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哲学的叙述方式不同于西方，有它自身的特点，但在今天这样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凸显自我，往往又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形成很大的纠结。

    最近又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其中一本是张法的《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从世界思想史看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当代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读过之后很受启发。这本书的部头比较大，问题论述比较全面，思考也比较深入。它展示了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哲学系统之建构的历程、背景和种种丰厚的资源，特别强调中国哲学在今天的表达所应该具有的现代意识，而非一个材料式的或者纯粹古典的形态。对于这一点我特别赞成。

    当代的中国哲学是由传统的中国哲学、东传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共同构成的，在学科形态上亦划分为中哲、西哲和马哲等三大领域。这三种形式的哲学在近百年的传衍、流变和转折过程之中，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叙述脉络和话语模式，因而各自间也有壁垒，差异很大，甚至存在着自说自话、“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大国地位的日渐显豁，当代中国文化之身份的明晰性也更加引人关注，一个统一的中国哲学的确立成为时代的呼唤，如何打破中、西、马之间的壁垒，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体现哲学特有的普遍精神而又容含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之独特经验的新哲学体系，就成为当前所面临的急迫任务。

    如果从学术形态来讲，现代的中国哲学叙述和传统的很不一样，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今天我们谈论中国哲学的基础。如果离开现代学术的前提和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背景，很多问题就没法往下谈了。现代的中国哲学学科形态当然具有某种历史延续感，它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培育、生发和成长出来的；同时，在一百多年来的全球化的交流互动之中，理解中国哲学也离不开种种现代性的背景。当我们讲中国哲学时，显然不是简单地回到历史上的各种材料中去，它的资源是中国的，但很多问题，包括很多研究方法、概念的表述等等，却都是现代的。即便是东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在进入中国以后，也经过了“中国化”的改造，有一个选择、加工和不断诠释的过程。因此，我们今天讲的中国哲学，这里面所包含的几个大的分支，这几种形态，都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之中所逐渐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我们说中国哲学，肯定是和古典意义上的判然有别。

    从今天所面临的问题看，中国哲学的前景和未来发展，更是离不开全球化或现代性的种种背景。具有全球视野和文化普遍性的理念，对思考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当下讲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谈对传统资源的进一步开掘，可能就与以往有不同的视角，在研究方法上也会有许多变化。譬如，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来讲，现在不但需要“引进”，即继续吸收和接纳新的思想和方法；而且亟待“扩容”，就是打破以往画地为牢的知识界线，重新诠释传统的形态，在充实自身特色和提升现代水平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这一百多年来，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变化十分剧烈，在处理上也出现过诸多缺失，比如过分的西化。新的时代要有新的理解，这就牵涉到很多学科里面的具体问题，像经学。五四以后，经学基本上被打入冷宫，作为材料被肢解分散到了文史哲各学科领域。现在有复兴经学的呼声。但怎么“复兴”？这是一个问题，是否将其作为一个知识门类或者学科来处理？还是大有疑问的。从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地位而言，最像今天的哲学。哲学和经学是什么关系？显然不能简单划等号，但如果我们对这一百年来被遗忘或丢弃的一些东西，用新的视野和方法进行重新梳理，诠释和转化其意义，而不是简单的复古，这将会获得不一样的收益。

    现在很多研究认为，过去对传统的处理方式过分的西化，这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丧失殆尽，因此中国哲学的形态就失去了自身的特点。这样在学界慢慢就聚合出一种很强烈的想要扭转范式的想法。那么，如何扭转过去的研究趋势和惯性呢？我想，在全球化时代，研究基础和范式转移问题还需要仔细的思考，应该有新的视野，但不能简单的否定过去。现在比较困难的是新路径的探索，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很多工作都集中在这一块。当然，像出土文献和新材料的开掘，是一种很好的资源扩充；还有在研究方法上和西方当代思潮的衔接，或者说对当代西方哲学研究成果的引进等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