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存在体验

    杨经建的文学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较为引人瞩目，他凭借着对理论思辨的熟稔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洞察力，在许多研究者习以为常的文学现象或熟悉的文本中，发现为人们所忽略的文学经验、精神细节。杨经建的文学批评经常涉及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却从不显得生疏和僵硬，而总能从文学的精神内涵着手，契合着时代特质与生命意义，将自己对于文学现象的理解以朴实却富有力度的语言娓娓道来。

    在《存在与虚无——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一书中，杨经建从现代性的内在规定性角度出发分析了存在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尴尬处境。人们曾经长期苦恼于政治话语对于中国文学经典性的限制，却始终未能很好地揭示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杨经建借助于存在主义的视野，以“生存性状态”和“存在性状态”两个概念为标准，极为有效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受制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20世纪中国文学被纳入到了现代性叙事的运思逻辑中。“当文学创作在这种叙事策略和运思逻辑的制导下被要求适应现代性的发展轨迹时，主流文学作品一方面也显现出作家们的个性风格和感受，他们在现实文化的理性层面上建立了自己的话语立场与艺术世界，另一方面却缺乏艺术审美应有的个体化理解与体验，众多的主流文学作品基本上驻足于文学创作的生存性状态而并未进入存在性状态”。

    杨经建的文学批评充满着力的气息和智的乐趣。所谓力的气息，包括眼力、学力、思考力、感知力、实践力等因素。从事文学批评而欲在厘定真知上有所突破，必然对于研究者的学术眼光、学识积累、思考力度、文学感知度、学术发现的研究力度提出要求。以往学界对于中国文学中的诸多表现形态，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先锋派等等，总习惯于从相互割裂的角度单独进行研究，缺乏一种整体观察的用心。而在《存在与虚无》中，杨经建认为可以从存在主义的维度进行整合：“如果从非理性的人本主义文学这个维度或许能提供一个统摄式或视野融合的解读平台。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中国文学中被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思潮也许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审美现代性的一种最显在的确认，抑或，现代性语境中的存在主义选择成为20世纪文学思潮的一个新的‘问题意识’的生长点——一种真正具有‘现代主义’特质的世纪性的文学现象。”而智的乐趣，则不仅要求研究者能够直抵文学作品与现象的本质，而且还必须具有思辨精神、概括能力，以及对于时代症候的把握。杨经建认为，文学基本价值的问题总是与现代性危机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性生存焦虑有着根本的关联。“当作家迫于时势的‘救世情结’和创作追求上的‘社会/人生改造冲动’共同作用于文学的内部建构努力时，主流文学便呈现出特定的‘时代症候’——面对强大而急迫的外部社会压力，对‘审美’、‘艺术’的追求被特定的‘历史的必然要求’所规范，而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和作为个体自由意识的选择与行动，一旦关涉到个人与社会、心理与伦理、情感与理性则势必消溶在文学对于‘社会’这一集体利益的原则性肯定中”，“这一意识形态前提决定了创作者们不约而同地立足于对社会历史运动中矛盾冲突的审视和把握，在‘历史的必然性要求’一时难以实现上熔铸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悲剧体验。”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历经劫难却无法诞生伟大的文学作品，其背后涉及作家心理、时代氛围、文化制度、传统文化等复杂的内容，而不是一些研究者单纯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所探究的原因。

    杨经建在分析王国维这位中国存在主义的承前启后者时，从王国维对于尼采、叔本华这些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接受和转化中，敏锐地觉察到了他对个体性自我存在和对悲观主义、痛苦、罪恶视角的体认，并由此而衍生为一种带有悲剧性的生活方式，即“通过向生命索取意义的方式来解决生命的困惑”。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杨经建直面王国维自沉太平湖的悲剧，并从精神气质角度发现了一个人们所忽略的原因：“王国维之所以最终以生命为代价来确证和索取‘此在’的意义——解决存在之困惑，是因为他的选择自杀并非通常所说的最终走向叔本华的以死‘解脱论’和对悲观主义的归宿，而是萨特所谓的选择的自由或海德格尔所谓的自我的筹划——实现了一种纯粹的‘此在’方式：‘……只有前行到死之中取得此在才能体认到真正的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存在。’”在这里，杨经建以存在主义的视野重新审视了王国维自沉之谜，并从他服膺的思想家和精神气质角度进行了富有说服力的分析。杨经建在处理具体的文学问题时，不是以空洞的理论进行强行阐释，而是以研究者的生命、情感和智慧与研究对象进行交流、碰撞，以此激活研究主体的生命意识和情感体验，在洋溢着艺术激情的分析中屡出新见。

    杨经建的文学批评时常跃出文学研究的单一维度，而向着社会、文化抑或心灵、信仰的维度持续挺进。这种文学批评的特质，一方面为他的文学批评创造出足够腾挪往复的言说空间，另一方面则使其批评与更为宽广的人生、社会连接起来。他指出中国当代文化对现代性的重建具有世俗性倾向，“人们精神世界中的宗教式终极价值原本匮乏，其信仰层面的真空使得世俗主义卷土重来、无所阻挡，市场经济激发起人性中的世俗欲望也便迅速弥漫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他从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是香火旺盛的现象中，觉察到“人的本质属性与占有和控制有关，而世俗化的社会，便是一个以权力和金钱为轴心、由占有性的‘经济理性人’组成的市场社会。在物欲主义的世俗时代之中，不是没有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而是文化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很大的世俗性转向。在这样的世俗化语境中连艺术审美也被物欲化了”等等。杨经建非常善于将作品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社会批评结合起来，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阐释，揭示出我们所处时代的真相。

    杨经建的文学批评一直保持着从容不迫的姿态。他不急于搬用西方的理论术语，也不盲目地投向传统的怀抱，而是以心灵感悟为基点，汲取古今中外的精神文化资源，熔铸成自己缜密、犀利的批评风格。由于杨经建对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萨特等存在主义大师的精神和旨趣熟稔于心，并与他们的思想主张产生了谐振，接受了他们对于存在与超越性的意义认知，因而能够穿透诸多文学与文化现象的表层，直抵灵魂的最深处，探究思想的魅力。对于杨经建的文学批评，我们有理由期待从中获得更多的思想启迪和审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