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遥望阎连科

    在熟知的诸多世界各地的作家中，总是想念阎连科。作为一位现代作家，阎连科的写作属于这个时代而又超越了这个时代局限。他的作品基调是：悲剧意识。这是他在短短十几年间跻身于世界最有价值作家行列的奥秘。他直视进而鄙视现实，最后以超现实的写作将世界和他所处的时代展现出来。文本是他的写作生命；也是我们人类无法逃离的生活状态。

    即使你发现他的小说题材越来越荒诞，但他们从未脱离过尘世。写作既然无法改变世界，但也要在写作中改变自己，这使作家阎连科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之后更为转向人的灵魂深处的依据。

    “我思故我在”。先是灵魂挣扎，后对漠视灵魂发出呼喊。冷色调的《受活》和《日光流年》成为划时代的小说，这与获多少大奖无关。以荒诞手法著称的《风雅颂》，尤其对知识分子的荒诞投下批判阴影。现在，没有真正的读者可以回避《丁庄梦》和《四书》。你必须以沉重或抑郁的心境紧跟作家创造性的写作节奏，最终合上书后，去作出你自己在幻梦和存在之间的结论。

    阎连科的小说颇受争议，这是对的。我敢说，每一部审视灵魂，反思时代的作品最初都引起争议。他们受到冷遇，甚至评价不公。但大凡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作品就能摧毁一切虚伪。

    也许已经有评论愿意把阎连科的小说划入“现代小说”或“经典写作”，可这种已经传统了的意义上的划分极其容易将一个有巨大创造性的作家固定在一个死的框架内。因为不懈的创造才是作家不息的灵魂。阎连科最近的《四书》是这方面最好的解答。他的那些不间断的神秘变幻的文本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理解入口：创造力和爆发力——直抵人的心脏，即使人类有时显得十分滑稽、可悲。但你从他的写作中，能再次听见哈姆雷特的“ 生存还是死亡”，叩击着读者的心。

    一位中国批评家刘再复在评论阎连科的小说时毫不犹豫写道：“读者看到的不是滑稽剧，而是非常透彻的精神真实”。

    阎连科是在读与写中成长的作家。他的话值得回味：“从长期的写作看，对那些作品的深入阅读，于我来说也是一种难以逃离的约束，它使我像进入泥沼一样难以走出来，形成一道我写作的“红色紧箍咒”，这使我很长时间无法从传统的现实主义中走出来。我早期的小说创作，包括思维在内的语言和写作方式都非常传统。我非常想摆脱这种传统的约束，但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我的写作中，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为了摆脱青少年阅读对我的影响”。今天，他的一部又一部长篇小说出现在我们眼前，他做到了“不能长期让写作和读者隔绝”。他的文本是那么不同，给我们的感受是伴随惊喜与震撼。无论如何让你不能仅用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或现代主义来简单界定它。在《我与父辈》之后，又有《四书》，使我看见他正在成为一位超作家、超主义的作家。他的小说带有诗的巨大想象力，就像一道道黑暗中的闪电，不断地划破夜空，继而穿透你的皮层，隐隐作痛，或痛定思痛，但毕竟极富探索性和寓言性，而矛盾与争论的存在是其必然性。

    现在我猛然想打住我的笔。这样做可能对一位每天都能写出几千字的作家，不太公平。但我还是想引用作家阎连科自己的话来结束我多余的话。他说，“对文学来说，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绝对的个性化，用自己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