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进消费时代的公共阅读

    在《重返公共阅读》里，王晓渔引述沈玉成先生所说：“学者和文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过对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理想的状态还应该是合二而一。”他认为这句话不仅对古典文学研究者有效，对人文研究者都是适用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学者和文人逐渐势不两立，在学院体制下，学者逐渐胜出、文人逐渐消亡。”学者身上的文人气越来越少，恐怕是今天很多学界中人和“槛外人士”的一个共同感受：学人有学院体制，最终使他们从社会一般知识人中分裂出去，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告别知识人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历史传统，学术于是不再是陈寅恪、胡适、傅斯年这几辈知识人心中的那份神圣的精神财富和传承事业，丢掉了它最有价值、最受人尊重的荆棘花冠。

    做一个学人，而更像是一个文人或者更倾向于做一个老派文人，是王晓渔的文字给笔者的感觉。在《重返公共阅读》里，他耿耿于慢性中毒的学生时代，自述从大学才开始真正的独立阅读和思考；他严谨地遵守着学术规范，特别在意参考资料的版本和出版现象，批评那些失范和混乱的出版及作品；他对以身殉书的香港旧书店老板罗志华致以敬意，说让他感触的不仅是罗先生在默默坚守之后的意外，更是书店之死，这是更深层次的痛苦。在生存的需求层次之外，今日的学术书店无法像民国年间的新月书店那样成为文化史上的重要空间，王晓渔认为是原因在于现在的书店不具有出版功能，这使得学术书店只能传递别人的声音，却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追溯的其实是一段“书店做出版”的传统。所有这些叹息，无过于一份文人情怀使然。

    在王晓渔所有提到的知识人中，他曾一反常态用较大篇幅来谈索尔仁尼琴，这自然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对于这位享誉世界的“孤岛记录者”，国人看到的更多是赞美。然而在国内也早早有了批评的声音。一种批评认为他的作品缺乏艺术价值，属于“伤痕文学”；另一种认为他的思想逐渐不合时宜，属于“冷战思维”。王晓渔对此进行了辩护，在他看来，索尔仁尼琴恰恰是在以“见证写作”对抗“伤痕文学”、以“人道主义”对抗“冷战思维”。在一个现实比文学更有想象力的国家，“见证写作”是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一个作家之为作家的承担，也是人之为人的承担。

    辩护的同时，王晓渔也并未回避上面两种批评所指的现实存在，在他看来，索尔仁尼琴确实没有摆脱冷战思维，而他的冷战思维不是在敌对阵营“站队”的问题，是依然无法摆脱斯拉夫主义的幻想，同时又对西方缺乏足够的了解。索尔仁尼琴后来对西方社会的激烈批判都有些隔膜，远不如他对“癌病房”的批判准确，此时他不再从地下工作者的视角进行观察，而是把西方当成假想敌。《古拉格群岛》的作者批判普世价值，不等于普世价值出了问题，而是充分说明要从古拉格群岛走出来，有多么困难（参见本书73-74页）。王晓渔在这里提到的是一个叫做“归国的索尔仁尼琴”的知识分子困境，如果找一个语词来解释他所说的“斯拉夫主义”，那就是“民族沙文主义的窠臼”。要知道，归国后的索尔仁尼琴曾经主张俄罗斯对车臣实施更加严厉的镇压，批评俄罗斯丧失国土，鼓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无比腐朽，俄罗斯决不适合引进美国等国家的制度。迎接他归国的人们渐渐发现，晚年的索尔仁尼琴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大一统的民族观念一直浸泡着他的精神，这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归国后的索翁很快隐入了公众视野之外。

    从书评写作的角度来说，能和相关的出版现象相结合，是笔者可以想象的最好选择。这赋予了书评更宽阔的内涵与记录价值，如《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中国的引进，意义往往远在出版行为本身之上。而之所以能挑破阅读与写作的迷津，保留下这些收录在这本集子的文字，作者的初衷又要比上述所说更深一层，即希望人们能如书名所说“重返公共阅读”。

    什么是公共阅读？王晓渔说就是与公民常识有关的阅读，公共阅读与建立这种常识密切相关。他难以认同那种把常识等同于浅薄，把“反常识”当做深刻的看法。他发现自己过去甚至不知道郑念是谁，不同年龄的读者对像郑念这样当年坚守常识底线的人完全陌生，从这种认知的差异，可以看出近三十年公民常识的断裂和接续。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全民重建常识的年代，九十年代一度处于“反常识”的阶段，虽然也有陈寅恪的起死回生和王小波的死而后生，但最响亮的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声音（参见本书39页）。

    依此而说，促成这种公共阅读的回归，笔者认为开给人们什么样的书单很重要。事实上，我们正是需要林达在写作《如彗星划过星空》时所取的态度，王晓渔称之为“左右开弓的思考方式”——不能以民众素质低下为借口剥夺他们的权利，而民众的行为并非天然正确，需要有制衡力量。真正的独立精神和阅读思考，不仅要看知识界能不能批判社会生活中的强势机关，更要看他们有没有勇气悖“民众大潮”而行，取媚于大众，同样是对常识的反动和庸俗。在一个鼓励和纵容全民娱乐和消费的年代，提倡一种对公共阅读的重返，无异于一种陌生的闯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