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深处的民间秘史

    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本质上说是农村题材的介入和最终的被否定。乡土文学有回到了它的起点而放弃了农村题材两个阶级对立的内在结构。但是《裸地》与此前的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都大不相同——沈从文的乡土是诗性的，那是被都市文明发现和照亮的乡土，抑或说，那是乡村作家进城之后感受到挫败感重新想象乡土的结果，因此，没有城市文明就没有那个时代的乡土文学；1942年之后的乡土文学被改造为农村题材，在这个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乡土文学中的诗性被彻底剿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作品在两个阶级的冲突和决斗中为乡村中国找到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后来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坚持的方向。但是，广大农民后来发现，在这条道路上，他们没有找到自己希望找到的东西。他们不仅在物质世界一贫如洗，即便在精神世界，也依然没有改变华老栓、祥林嫂的状况。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等作品看到了中国农民的精神状况。从那个时代起，中国文学从农村题材又回到了乡土文学的道路上。

    《裸地》显然是一部乡土小说。但是，它与过去的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大不相同。《裸地》是隐藏在太行深处的民间秘史，它是没有被处理过的原生态的生活，它平静地密封在太行山的皱褶里，是葛水平第一次打开了太行山的皱褶，发现了盖运昌懵懂混乱和没有章法的一生。他不是柳青、浩然笔下的人物，盖运昌没有方向，他甚至也不是陈忠实《白鹿原》笔下的白家轩，白家轩深受儒家文化和家族宗法制度的影响，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和继承者。盖运昌虽然是暴店镇的大户人家，娶过四房太太，并且承典女女为妻。他妻妾成群只为能生一个继承香火和家业的儿子。盖运昌纠结一生似乎只为这一件事。你也不能说他与诗书礼仪全然没有关系，在迎神赛会大殿外，他对花祭上的对联和大殿外对联的评价，足见其修养并非目不识丁。更重要的是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在暴店内外，他处理各种事物包括统治四房家眷，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而暴店虽然偏远却并非蛮荒之地，庙会、药材大会、迎神赛会以及各种民间文化活动显示着它的生机和自给自足的生产关系。

    民国初年，暴店与外界已经有了文化联系，比如传教士米丘来到了暴店，和暴店人有了广泛的接触。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盖运昌的性格和眼界，他深受自然的农耕经济哺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接续香火传宗接代，是他一生念念不忘为此为大的事情。但是，人愿难遂，盖运昌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最终也没有一个健康的儿子站在他面前。如上所述，盖运昌不是梁生宝或萧长春，这些社会主义新人有明确的方向。盖运昌的时代没有方向，太行深处原生状态在葛水平那里就是这样存在的。于是盖运昌的意义就大不相同了，他是我们乡土文学中不曾出现的人物，他土生土长、他自以为是、他狂狷不羁。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悲剧的命运，他像暴店的许多事物一样消失了。1945年光复以后，新社会新政权新婚姻法，六月红带着两个女儿改嫁，盖运昌一命呜呼：这就是“土地裸露着，日子过去了。”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裸地》所表达的精神状况，构成了当下生活完整的隐喻。这也是一个没有方向的时代，就像盖运昌一样，在懵懂中得过且过没有章法，我们不知道要奔向哪里，未来对我们来说早已成为一个迷失的所在；另一方面，盖家女性的命运从另一个侧面喻示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我们也像盖家的四房太太和女女一样，在无奈无助中只能“迎接”被安排的命运和生活。特别是女女的命运，从一个弃儿到出典的妻子，自己的命运她从来无从把握。生活对她而言就是“迎接”。

    当下的小说创作，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对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漠视或回避。应该说，我们的精神状况正处在一个非常危机的时代，但是，很多重要的作家不再处理这样的问题，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精神事务失去了处理的能力甚至愿望。《裸地》虽然不是正面面对这个时代的焦虑或不安，但是，它通过历史所表达的这一切，无不是对当下而言的。因此，太行深处的民间秘史，也是今天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