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高考非同寻常

    我这里要说的非同寻常的高考，不是人们熟知的浩劫后1977年的恢复高考，而是1962年。在共和国历史上，这是一个发生政治变局的年分，这一年的高考，正是当年政治斗争的缩影。

    我就是那一年参加高考的，它已经过去50年，早已从记忆中淡忘。最近读到林贤治主编的《烙印》（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里边有一篇《阴影下》，勾起了我的回忆和考证的兴趣。

    《阴影下》的作者陈恭怀，其父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大右派陈企霞，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陈”。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陈恭怀在文章中回忆了他当年参加高考的过程。他是1960年高中毕业的，其学习成绩可谓优秀，“几次地区统考，我的总分都是文科班第一”。但是他考上的是刚刚由中专晋升的福建建筑工程学院。了解历史的人知道，这是一个大办教育的产物，这样的大学几乎每个地区一级的城市都有，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他等于没有考取，后来就借故退学了。第二年，即1961年，他辞去教职再次参加高考，结果是名落孙山。1962年，本已绝望的陈恭怀在父亲的鼓励下，第三次参加高考。结果是，“幸运之神光顾了我，暑假之后，我考上了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

    陈恭怀进了父亲所在的杭州大学。“文革”一来，该校的副校长、作家林淡秋被抛了出来，陈恭怀的“中举”给造反派增加了一个炮轰的子弹：“包庇大右派陈企霞”、“把大右派陈企霞的儿子陈恭怀塞进杭大外语系”。我当年就学的浙江大学离杭大不远，风闻名人陈企霞居然就在近边，我还专门去看了正在扫地的陈企霞。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人勒令陈恭怀“滚出杭大”。

    陈恭怀感到很委屈。“我不明白的是，1962年我参加高考，成绩明明是合格的。而且那一年因为中央调整了文化方面的政策，录取新生对家庭成分的要求也大大放松了，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得以考上大学的，怎么现在突然有人说我是被林淡秋校长‘塞进来’的？”

    陈恭怀说得一点也不错。对于陈恭怀来说，这个“幸运之神”不是抽象的存在，不是因为他这一年考试时临场发挥出色，更不是因为什么林淡秋，而是当时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推动这种变化的，正是当年在第一线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他们是陈恭怀们真正的“幸运之神”。

    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个人经历也会打上历史的烙印。陈恭怀三年高考的经历，就是反映那个时代变迁的生动细节。

    1958年到1960年的连续3年“大跃进”，使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的3年中，陷入了严重的经济灾难。为了扭转困难的经济形势，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从1961年起，对各项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在首先调整经济政策后，对政治关系也作了调整。反映到文化教育方面，情况变化也是很明显的。

    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强调学校以教学为主，要求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1962年形势进一步好转。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周恩来在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关于知识分子的正确评价。1961年8月10日，陈毅元帅在给北京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作的《关于红与专及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问题》的报告中说：“今天我们的国家需要几百万具有专门知识、精通本身业务的专门建设人才。我们的工业、农业、艺术等院校都是培养各方面的专家的。学好专业是一个学生的政治任务，培养出大量专家，就是学校的政治任务”，更发出了注重文化素质的信号。

    紧接着招生政策也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和变化，一方面国家第一次放宽了同等学历报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由重家庭成分向重成绩的变化。1962年对高校招生工作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改进，以提高学校招收新生的质量，最重要的是：修订政审标准，不把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作为是否录取的决定因素，主要看本人的表现。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规定》，提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有问题要看大小。”严格坚持分段择优录取的方法，确保新生质量。对落选的高分考生，认真审查，发现问题及时补救。

    这个方针较此前一直采用的招生标准，可说有天壤之别。尤其是强调“对落选的高分考生，认真审查，发现问题及时补救”，简直是颠覆性的。有材料介绍，陈毅副总理曾同意安徽省把考试高分的前若干名留在安徽大学。浙江省委把前200名截留在浙江，“文革”中造反派以此批判省委书记江华，搞本位主义欺骗中央。当时重高分的情况可概见之。

    1962年以前，毕业生所在学校都要对学生作政审，而且极为保密。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不少人因此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陈恭怀有一个这样著名的父亲，任何学校要想招收他，恐怕都得问问自己，有没有吃了豹子胆。

    我恰逢其时，也受到幸运之神的光顾，是陈恭怀们的一员。当时一个中学生，当然不能知道中央大政方针的变化。因为解放前，我父亲在一个小镇上开了一家杂货店，其规模不会超过现在小区门口的小店，但是塘里无鱼虾米大，我家被划为资本家。有前几年的例子在先，我对考大学不抱任何希望。在中学毕业的一次会上，班主任要求同学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让祖国挑选”，我发言说，我只有一种准备，就是回家种田。对我来说，考试是多此一举，我甚至准备放弃。第二天，学校党支部书记祝日光召我到办公室谈话。他严厉批评了我的想法，并且向我透露，今年的招生方针有重大改变。要我好自为之，切莫错过人生机遇。可以说，他的话挽救了我，让我得以考上大学，走上后来的人生之路。

    幸运之神也有光顾不到的地方，资本家出身的遇罗克就没有这样的好运。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正当陈恭怀们走向高等学校的时候，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同志走回前台，向全党发出了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196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政治形势这种变化，很快就波及到高考。认为高考没有“突出政治”，政审不严格，是高考中阶级斗争的突出反映。高考随即急剧“左转”：“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政治审查工作”，对1962年的政审标准提出了“几点解释意见”；实行考试与推荐相结合，规定政治思想好的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烈士子女、参加二年以上工农业生产或其他体力劳动的考生、报考师范院校的中小学教师达到最低录取分数，即优先录取。从上述“转向”不难看出，当时所强调的“突出政治”或“政治挂帅”，一是强调或突出家庭出身、政治思想表现和参加生产劳动的实际经历在录取选拔中的作用；二是强调或突出推荐作为选拔手段的作用。此后即愈演愈烈，直至文革中采用推荐的方式选拔大学新生。现为百家讲坛坛主之一的王立群1965年参加高考，由于“解放前家中有二十多亩地而落榜”（马瑞芳语），因为幸运之神已经远去。等到她返回光顾王立群时，已是12年之后了。

    长期以来，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指导思想强烈地影响、甚至左右着高考的“命运”。凡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高考就受到批判和责难；凡是强调经济建设的时候，高考就受到重视，就有新的发展。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1962年的高考，就成了“文革”前绝无仅有的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