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为巴金打抱不平

    在国家图书馆查阅旧报刊，意外地在1947年3月2日《时代日报》“文化版”上读到署名“记者”的一篇记录稿，题为《所谓“鲁门弟子”——许广平先生的谈话》，文章不长，全录如下：

    现在文艺工作者中间，在相互批判的时候，时常喜欢把鲁迅先生提出来，不管是善意的或牵强的，因此替自己辩解也好，或有时会说某人是“鲁门弟子”也好，其实在鲁迅本身之外，也许无意中加了主观的成分了。这是完全错误的，鲁迅先生活着时决没有什么“门”“帮”“党”的活动存在。人们只要认为鲁迅先生的文艺路线是正确的，先生当然不拒绝他走同样的路，这完全是个人的思想和自己的选择，而鲁迅先生是始终走他为人生的道路的。

    只要不是敌人，帮闲，或者是笑里藏刀的帮凶，都应该团结起来。要是有人抱守成见以为谁是“鲁门弟子”或不是，非但使鲁迅死后的责任越负越重，而且把中国的新文艺局限于一个人身上，使大家往牛角尖里钻，也未必是妥当的。目前迫切需要把整个文艺界澄清一下，抛弃这种拘泥成见。

    鲁迅先生是对事而不是对人的，你走的文学道路是对的，他鼓励你，你错了，当然要批评你，根本就谈不到“仇恨”。鲁迅先生的启示——是公道，是正义。

    《时代日报》是上海著名的进步报纸，1945年9月1日创刊，姜椿芳任总编辑，楼适夷为副刊“文化版”主编，两位都是中共党员。建国初期姜椿芳曾任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剧艺室主任、市文化局对外联络处处长等职，楼适夷曾任出版总署编审局副处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等职。

    由于该文全是许广平的“谈话”，没有掺杂“记者”的片言只语，应视为她公开发表的意见；又由于该文未被收入许广平的任何作品结集，或可视为她的佚文。

    许广平在“谈话”中对当下文艺论争中出现的不良倾向提出批评。她认为，不管是谁都不应该在论争时引用鲁迅的言论来进行攻讦或自辩，更不应该以谁是或谁不是“鲁门弟子”来判断是非；她提出，鲁迅生前未曾以“门（派）”进行活动，当年既没有所谓“鲁门弟子”，现在当然更不会有，任何人自称或被称都属一厢情愿的僣越；她且认为，鲁迅死后其肩负的责任已了，当下无论何人企图以“鲁门弟子”划分阵营都属淆乱文坛的冒犯；她呼吁，文艺工作者应该抛弃门派成见，“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她还希望，论争的双方都应效法鲁迅的战斗风格，惟“公道”和“正义”是求，且“对事不对人”。

    她的这番“谈话”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当年上海文坛上刚冒出了僣用高尔基、鲁迅言论攻讦巴金的苗头。

    据徐开垒介绍：“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海的几家进步报纸还不曾被查封之前，有一位署名‘莫名奇’的忽然在《新民报》晚刊副刊（‘夜光杯’，笔者注）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指责巴金，说‘用高尔基的话，那些新伤感主义的作家是应该捉来吊死的’。而《联合晚报》的另一个作者（耿庸，笔者注）则在副刊（‘夕拾’，笔者注）上发表一篇题目叫《从生活的洞口……》的文章，对这种论调进行附和，说它骂得‘很痛快’，还说：‘但其实不必这么愤慨的。这些作家用鲁迅先生的话：做戏的虚无党罢了。既不敢明目地卖身投靠，又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哎哟哟，黎明，’这就是一切。”（徐开垒：《巴金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54-355页）

    高尔基生前是否曾声称要“吊死”与之不同流派的作家，于史无征，不欲深究；但鲁迅生前曾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并曾为巴金的政治信仰作辩护，“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却是见诸文字的史实（《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莫名奇”编造高尔基的言论来攻讦巴金，实属冒犯伟人之举；而耿庸僣用鲁迅的言论加诸巴金以“做戏的虚无党的”的恶谥，则不无亵渎先贤之嫌。

    巴金当时正在上海，但他没有看到莫名奇的文章，只是从朋友的转述中获知其文“所举出的罪状”；待到读到耿庸的大作时，才知道自己正“在受审判”。1月28日，他在《大公报》副刊“文艺”上发表《寒夜?题记》（后改为《寒夜?后记》），对这些不负责任的指责进行了回击，称：“我应该向《夜光杯》和《夕抬》的编者们道贺，因为在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时代中，他们的副刊上首先提出来吊死叫唤黎明的散文作家 （或者不叫唤黎明的作家以及所谓‘新伤感主义的散文作家’）的自由。这样的‘自由’连希特勒、墨索里尼甚至最无耻的宣传家戈培尔之流也不敢公然主张的。虽然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和自由的敌人。谈到自己所不喜欢的文章就想把作者‘捉来吊死’，这样的人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们自己的老古董秦始皇就玩过‘坑儒’的把戏。他所坑的‘儒’自然是和他不同道的、不拥护他的人。”他坦然地宣告：“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应该捉来吊死者’之列，但我仍然恭候着莫名奇、耿庸之流来处我以绞刑。我不会逃避。”（巴金《寒夜?后记》，收入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49-450页）

    巴金没有追究“莫名奇”、耿庸僣用高尔基、鲁迅言论的责任，这是他心存仁厚的表现；但《文汇报》副刊“笔会”的主编唐弢就没有这么客气了，2月19日他在该报发表短文《举一个例》，点名批评莫名奇、耿庸“挟高尔基（鲁迅）以自霸”的文风，并指出：“自然，（这种）手段是巧妙的，但要留心的是自己的背景，倘使挺得直，正不必自附于高明的。”还指出：“但要进步，必须摒除宗派，建立真正的批评，不分敌友，逢人狂吠，即使满嘴‘进步’，也无非信口胡说。”

    《时代日报》“记者”对许广平的采访就在这场论争的节骨眼上，许广平“谈话”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

    事情还没有完。3月17日，耿庸又在《文汇报》副刊“新文艺”上发表《略说不安—兼致唐弢君》，申辩道：“为了抗击蔚然成风的一些作品里的堕落倾向，曾写了两篇小杂文，招来了巴金先生及唐弢之流的不着边际的谩骂。”他认为唐弢文中“背景”云云有弦外之音，于是又写道：“还听说，有精神颇不康健的先生说，我写的杂文是受胡风先生指使的。”接着便郑重声明：“我说的话，就只是我要说的。”

    实际上，胡风和他的青年朋友们对巴金其人其文早有不满，几年前就曾打算在《希望》杂志上对其进行公开批判，《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中有两封书信可资佐证——

    1945年1月12日路翎在致胡风的信中写道：“谷兄：寄上书评一篇。……这篇书评，有欲言未尽处。主要的是关于巴金底‘文化情调’的一面。我以为这都是粉饰市侩的，有人会以为求之太高的罢，然而不！”同月17日胡风复信道：“嗣兴兄：书评，好的。应该这样，也非这样不可。但我在踌躇，至少第二期暂不能出现。……近半年来，官方是以争取巴、曹为最大的事。这一发表，就大有陷于许褚战法的可能，让金圣叹之流做眉批冷笑当然无所谓，怕还会弄出别的问题。”（省略处为笔者删）

    笔者查阅了《希望》杂志，未找到路翎批评巴金的文字，看来至迟在该杂志停刊（1946年10月18日）前后胡风仍认为公开批评巴金的时机尚未成熟。由此推断，耿庸称他的文章未经胡风授意，大抵是可信的。

    就在唐弢与耿庸在《文汇报》上纠缠不休之时，3月20日的《时代日报》副刊“新生”上又发表了署名“辛未艾”的文章《谩骂不是批评》，该文力挺唐弢对耿庸的批评，称：“有人曾经说，‘鲁迅先生就是论战的化身’，批评就是‘鲁迅精神的复活’。我想，耿庸先生频频在他的短文里征引鲁迅的言语，而且满口‘战斗’‘战斗’的叫喊，他一定也奉以为定论的。然而在鲁迅的十廿本杂感批评集里，虽然充满着骂人的文章，但他是牢守着讽刺的生命即是真实的原则的，笔锋主要都戳刺在加引号的‘学者’，‘名人’，‘达官’，‘军阀’，‘帮闲’们的身上，针砭起来，真是所谓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丝毫情面都不留，但对于同一阵营的战士，他是从来不以这种态度对付的，他倒时常因为有的轻率的战友随意加同伴们以各式‘帽子’，而觉得愤不可极。可是现在我们的耿庸先生却掮着高尔基，鲁迅的大旗，在自己人的头上往来驰突了。”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时代日报》继发表许广平“谈话”后对耿庸等攻击巴金事件的正面回应。顺便提一句，“辛未艾”本名包文棣，中共党员，文学翻译家，作家。建国初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巴金是幸运的，现代文学史上几次围绕着他的论争都骤起骤落。1936年徐懋庸要把他推到“反动”的一边去，有鲁迅出来仗义执言；1945年路翎决意抨击他的“文化情调”，有胡风出来说时机不对；1947年耿庸等叫嚣要把他“吊死”，又有《时代日报》和许广平等出来打抱不平。

    巴金又是不幸的，其后胡风的青年朋友们仍然不想放过他。3月24日，郭沫若在《文汇报》副刊“新文艺”上发表《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企图调解唐弢、耿庸等因巴金而起的争端。4月初，冀汸给郭沫若去信“轰了一顿”；4月3日，路翎在给胡风的信中痛骂“那老头子的樱桃树之类的王八蛋文章”；同月底，罗洛作诗《英雄颂》，嘲笑唐弢、郭沫若等“维护粪土的偶像，板着面孔证明樱桃树以及樱桃虫底文艺价格”（《天堂的地板》，重庆自生书店1937年8月版）。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