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五四，想现实问题

    陈支平（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副院长）：

    今年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期间，我召集举办了“国学高峰论坛”，邀请厦大校友刘再复先生参加。会后，刘先生送了我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共鉴五四》（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这本书我认真拜读之后，觉得其中提出的两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在《“五四”中心理念及其历史语境》这篇文章中，刘先生谈到近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问题。我本人这些年间也从事民族史的研究，因此对这个问题很有同感。长期以来，中国人只有天下的概念，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才有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当时，中国遭受列强压迫，民族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从学术角度讲，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是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受到战争失败的刺激。近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具有反帝与救亡的特点，表现为强烈的民族义愤。问题是，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历史时代？我们如何面对民族和国家问题？

    汪荣祖先生在《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侧重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一部分人有文化虚无主义的倾向，如提出取消方块字（这与现在很多人只重视英文，对本国语言反而不太懂的现象类似），这可能会令中国分崩离析。汪先生认为，政治的统一和文化的凝聚，仍然是当代不可或缺的立国支柱。

    刘再复先生在《共鉴五四》中主张，中国的未来应该依靠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坚实基础，消除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隔阂和障碍，中国内部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甚至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如欧洲经济共同体。

    汪荣祖先生和刘再复先生都是智者，他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知都很正确，只不过是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而已。我的看法是，在一些现实问题上，还需要一些正确的政策来支持。这方面，刘先生的书里没有论述，我觉得应该重视。刘先生说，对于今天的中国，重要的是民族内部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问题。对此我很有感触。我们现在的民族问题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西方有人老是以中国的民族问题来说事，甚至在背后进行挑唆，假如我们只是从文化和经济的立场来思考民族国家问题，可能还不够。还需要一种相应的政策来作出回应和反击。二是56个民族的相互关系问题，虽然刘先生强调民族内部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我感觉到目前的民族政策存在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即过分强调民族的特殊性，这种过于强调很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我比较认同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关系。这样才能消除民族和国家定位问题中面临的一些不必要的困境。

    另外，刘先生书中最后一章《“五四”语言实验及其流变史略》专门谈到五四时期语言革命的演变过程，这对现在的语言定位也非常重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先发难的是语言变革，即众所周知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语言与现实语言（文言与白话）界线划得非常清楚，但太过于清楚就形成了森严的壁垒，使得文学的丰富性和语言本身的特征受到损伤。这也是促使五四先驱们进行语言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太过于注重这方面的倾向，演变到后来，几乎把语言革命当成是单向性的，似乎讲文言就是不好，讲白话就正确。对于这个问题，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就谈到：我并不承认用白话做的文章就是有生命的。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也认识到，如果文言和白话毫无边界，白话就会丧失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周作人认为，五四文学的精神，是平民的贵族化与凡人的超越化的结合。假如说，文学只是迎合民众而失去贵族的精神和超越的需求，这就使文学从审美的层面下降到现实的层面，如果朝这个方向发展，中国文学就会出现很大问题。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先驱对语言的认知，对我们认识今天的问题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现在网络语言很流行，但作为一个对语言价值有判断的人来说，网络语言只能作为一种参照。现在很多人一味迎合，甚至一些重点高校的校长在一些场合也会搬用网络语言作为时髦。这不幸被五四先驱们言中。网络语言虽然是从底层产生的，但毕竟生命力有限，我们不能赋予它语言的核心价值。我在读刘再复先生这本书的时候，感触尤深：作为大学，尤其是国内一些著名的大学的校长和学者们，对语言的走向担负着判断和引导的责任和使命，如果作为国家最重要的语言推广机构毫无选择地这样做，势必导致我们的语言走向一个令人担心的发展方向。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