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官诗”

    我的一位学友诗集出版。我说：可喜可贺。因为多年的辛劳付出终于有了成果，所以可喜；因为个人爱好竟然与正在兴起的古体诗词改造同步，居然成为一种新潮，所以可贺。

    我的这位同学是位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大学毕业后，他没有搞文，而是去从政。当官是他的职业，写诗是他的“余事”；在文人中他是官员，在官场上他是文人；在干部圈里他是个写家，在专家眼里他还算不得诗人。他的诗即所谓“官诗”。

    他是学文学的，自然比一般官员的诗作要入道，但要写好旧体诗词绝非易事。翻一翻过去的《诗人玉屑》、《诗薮》、《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谈诗说词的书文，便可知其艰深繁复了。就连梁启超这样的大学者，都深感为诗之难。他在《饮冰室诗话》里说：“余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徂以来，始强学耳。然作之甚艰辛，往往为近体律绝一二章，所费时日，与撰《新民丛报》数千言论说相等。”可见其不易了。

    尽管“作之甚艰辛”，但泯而不灭、断而不绝，始终有人“强学耳”。这是因为它本身有独特的美感，有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替代的魅力。如果丢弃了，就在人类文化历史、世界艺术瑰宝中，永远失去了这种独特的审美存在。因此现在有一种观点，主张在保持旧体诗词的基本规律前提下，与时俱进，改进和发展诗的韵律和格律，使之成为一种比较易于掌握的写作方法，以保证中国古诗词的存在和延续。国务委员马凯就主张“求正容变”，即不必固守旧律古韵，但须遵循诗词的基本格式，逐步形成一种适应汉语发展的、有包容性的、有生命力的“新古体诗”。我觉得这种主张是有价值的也是可行的。推陈出新才是文化艺术传承发展的正确道路。

    长期以来，旧体诗一直被排斥在当代文学之外。其写作和阅读的范围很窄，反而使“打油诗”、“顺口溜”以诗的名分盛行。其原因除了语言文字的变化和律绝自身的难度之外，这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轻视乃至否定不无关系；而且同我们在文艺理论上一直忽视艺术形式问题有关。一个在审美方面不注重民族语言艺术、忽视艺术形式的文学，不可能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所以，当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改变的时候，中国诗文化的传承可能就有望了，也许会因为新古体的出现而改变我们诗坛的格局，甚至改变中国诗的发展轨迹。从更大的方面说，新古体诗的萌发或许会促进整个文学从自身文化汲取营养和力量，强化其古老文明的底蕴，使之向更富有民族内涵和特色的方向发展。

    新古体诗的爱好者可能会逐渐扩大，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官员（在职的和离退休的）仍然会是主体。应该说，官和诗的关系一直就很密切，而中国的文学史及诗词研究都极力回避这个问题。好像沾上官气，诗文就不纯正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诗文化与官文化密不可分。尽管诗歌最早来自于民间，然而从把《诗》列入“五经”之后，它就成了上层社会官宦子弟的必修课，成为官场应对交流的基本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魏晋以下，唐宋元明清，我们知道的大诗人基本都是各级官吏，作诗填词是他们从政为官必具的能力，更是他们智慧、素养和文化品位的体现。就拿诗的鼎盛时期唐朝来讲，科举考生为了求得赏识，考前要呈献自己的作品，叫做“行卷”，行卷的内容就包括古诗、律诗、词赋、骈文等。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行卷中的诗句。唐代科举还有一种“作诗赎帖”的方法，即允许考生不考帖经，而以作诗替代，此法大大提高了诗词在科举中的地位。“唐朝文士例能诗”（苏辙），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唐诗的繁荣。我们从古代诗词的内容也能看出官与诗的关系。许多大诗人的征戍、迁谪、行旅、怀古、送别、题赠之作，多数都与吏政生涯、家国命运、官宦心态密不可分，可以说悲喜哀愁，无不与“官”相关。

    官对文学的影响，有正负两面。负面如堆砌辞藻、言之无物，冠冕堂皇。我们在讲到中国诗因其成为官场的一部分而得到空前发展的时候，不得不指出这个官场同时给中国诗带来的流弊。正面也好负面也罢，应该说，中国古代诗文除民歌之外，很难摆脱官的影子，你总能在古诗的字里行间，感觉到那种特殊的观察眼光、处事态度、内心矛盾和君臣道德。官文化中有诗文化，诗文化里有官文化。诗言志文载道，这正是中国诗词与西方诗歌不同的发展特点。既受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制约，又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这是中国特色的诗文化现象。

    这种现象，是历史社会的产物。它的生生不息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包容性。我们相信，随着韵律格律的改革，旧体诗将会更接近现代人的语言及思维习惯，会有更多的人喜欢阅读和写作。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有志传承民族瑰宝的人士和专家学者的努力上，寄托于他们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寄托于中国诗坛“新古典诗体”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