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精魂与乌合之众的“惨烈对话”

    辛亥革命是上个世纪初发生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一场意义深远的伟大变革，关于它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车载斗量，各种档案、笔记、年谱、传记、学术著作，以及个人文集、日记、回忆录等等，使那段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历史变得语义丰富而又模糊暧昧。如今一百年过去了，它的魅力丝毫不减。穿过厚厚的历史尘埃，这场波澜壮阔、波诡云谲的伟大革命给后世留下无尽的研究热点和难点。季宇倾尽20年的心血，精研辛亥革命历史，创作出40万字的皇皇巨著《燃烧的铁血旗》，近日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轻阅读”大行其道的当代文坛，在娱乐化、碎片化阅读的消费文学时代，季宇能够拿出如此“沉重”的作品对抗潮流，其分量之重、质量之高，令人惊讶。季宇对于历史的叙述是圆熟自信的，其作为文学家和史学家的责任感是高度自觉的，如此重大的历史题材在他的笔下举重若轻，超越了此在的意义，直抵思想史的大境界！

    季宇受过良好的史学训练，深得传统文化之神韵，尤其偏爱研究民国史。将“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合一，突破“学问”与“文学”之间的藩篱，一直是季宇的不懈追求。因此在他的笔下，历史和文学历来交织互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燃烧的铁血旗》，同样也很难将之界定在“历史”或者“文学”的某个单一框架下。这场文学与历史的对话是非常成功的，无论是浩瀚的史料，还是文学的思维，都没有淹没对方，显示出了作者打通文史藩篱的深厚功力。我曾经在《季宇小说论》里谈到对季宇小说原型命题的递进式阐释——历史的暧昧在深层结构昭示的是人性的暧昧。这一原则对于《燃烧的铁血旗》同样适用，虽然我们很难将这部作品定义为小说。

    季宇在他的作品中擅用“暧昧”，在小说中他通常制造“谜”一样的结局。而在传记中，他总是通过真实却相互矛盾的文献记录拆解彼此的语义关系。他让我们相信，历史的真实永远只能是一种无限接近的可能，没有谁能够掌握断言的权力。历史的不可逆性决定了它无法追溯求证，所以很难确定哪一种文献记录是对历史的有效指认；而后世对于历史的理解，也就无法统一于某种确定的认识。这种不确定性是季宇作品的文化标记，它来自于主宰历史的人类的心理，所以历史在根本上是一种人性时空化、坐标化、具象化的寓言。当我们把历史归结于人性，归结于时空坐标上具体的人的普遍心理，一切都迎刃而解。现在我们来看“真实的历史”是如何构成的——

    现代心理学认为：“许多人凑在一起，就是群体。群体一旦形成，就立即有了一种群体的特点，这种特点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的特点都不相同，却和每一个群体的特点没有什么区别。”（《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现代心理学还认为：“群体心理是不可靠的，是暂时的，一旦构成群体的人群四分五裂，每个人立即恢复到了自己以前的状态，但在群体之中，他的个性却消失了，不见了，这时候他的思想与感情与群体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完全一致。”（《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好了，我们已经知道，历史的暧昧是由人性的暧昧缔结的，所以一百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短暂的成功之后迅速分崩离析，而后又留下那么多充满矛盾说法的文献资料的原因就昭然若揭了。在群体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会感到很讶异，因为各种事实都证明，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比如发生在拿破仑三世时代的色当战役，当时有数千人参与了那场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当后世的人们向参与者求证究竟是谁指挥了那场战役的时候，答案的数量几乎和人数一样众多。所以几乎可以认定，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参与者，而且是历史的杜撰者。

    那么季宇是怎么处理这么一部近乎“杜撰的历史”的呢？

    首先，他肯定了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辛亥革命意义深远。它打倒了皇权，确立了民主共和的思想，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其巍巍功绩，名留青史，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燃烧的铁血旗：辛亥武昌首义纪实》）我们看到，虽然季宇的笔触客观冷静，但他并不回避自己的思考。在《燃烧的铁血旗》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表述：“我以为”、“在我看来”、“我的印象是”……这些价值判断式的表述包含了作者的思想介入，在纪实的基础上，以当代眼光对历史作出深层的文化审视，从而成就了作品强大的思想含量。历史在此以一种复调的形式被大众重弹，那些亲自见证了辛亥革命的人们各执一词，并坚称自己的才是“真实”的。但他们的记忆和叙述，有多少确是真实的呢？季宇精研上百部文献资料，拿出数百条引文和注释，并不是简单地堆砌史料、一味使读者敬畏，他有自己独特的命题思考方式。进入文本我们很容易发现，其实作者正是以自己的方式，对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及科林伍德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进行了艺术地阐释。

    其次，在正面回应历史的基础上，季宇并不否认各种存在的合理性。季宇相信历史自有公论，孙中山、黄兴、黎元洪、袁世凯、汪精卫、冯国璋、段祺瑞、瑞澂、良弼、谭嗣同等等一大批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不同角色的人物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客观评介。这种历史还原是非常有气魄的。对于各种莫衷一是的文献资料，季宇相信这些史料都是构建历史的砖瓦，它们的存在之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同样给读者留下大量的思索空间，通过种种不确定性捕捉到某种统一的认识，即历史是什么样的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再现历史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季宇在《燃烧的铁血旗》中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革命的历史风云中为理想而战斗，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实现共和的真正勇士，也让我们读出了历史背后关于权力和利益、欲望和本能、盲从和传染、偏执和冲动、群体性的智力泯灭和极端情感的隐晦注脚。这是一场历史精魂与乌合之众的惨烈对话，任何阶级性、政治性和企图穷尽意义的阐释都是苍白无力的。如果单从进步性和革命意义的高度来定义辛亥革命，这是一本教科书便可完成的任务；如果仅以各种文献资料为凭，堆叠复述那段历史，这是任何一个史料编辑者都擅长的工作；如果只停留在历史的表面探讨所谓的真相，加入争议的战团，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将最终沦落为无意义……季宇却独辟蹊径，以尽量接近历史原貌的方式，营造文本释义的不确定性，从历史的尘埃中探幽寻隐，从群体的荒谬证词中提炼出历史的精魂，最终以一个平和开放的姿态完成了他的作品——打上了独属于他的文化标识的“季宇作品”。在这个开放的文本序列里，季宇的落笔是厚重沉稳的，也是细腻精致的，由于他的努力在于“意义的无限可能”，因此他对于文学和历史的开掘也必然拥有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