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品”当以珍品的标准呈现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有专收巴金与友人通信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信函卷（第一辑）》出版，叫我这个对名人信札有些爱好的人不忍“释目”，遂以近70元的价格邮购得来。

    喝，真阔气！满正大十六开本，印制纸张又厚实，几百页下来，捧在手中真有种不一般的感觉。应该说，内容也引人。随处翻翻，一片友朋的“嘤嘤之鸣”，不论巴金对友人的真诚关心、鼎力帮助，亦或友人对巴金的尊敬、信赖、倾吐肺腑……均由不重华采、不计章法的文字流出；加之图片中那林林总总的文人笔迹，或秀或拙，或草或工，不拘一格，望去意趣盎然，一派烂漫，叫人不由不读来称快，爱不释手。

    一

    但粗读之下，就发现一些“不方便”。首先，这批信函除去原信落注有年份而外，其余全然不注。如此一来，一封信摆在那里，完全不知道写作的年份（个别甚至不知月、日），对于理解内中的意思，把握其间内蕴，自然大打折扣；至于希望利用其中材料的研究者，更是难以措手。在笔者想来，人们写信，尤其友朋之间，是不大郑重其事的。时间大都只落个月、日（其中个别连月、日也未落），这在当时收读完全没有问题。可一旦延搁数年、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对于阅读它们的后来者（甚至当事人），麻烦可就大了。

    这部《信函卷》的编排，是每函由图片、释文、相关人名注释等几部分组成。这是不错的。可从实际运用看，相关人名的注释与否，及不上每封信年份注释的重要。信中出现的人物，多数是名人。读者对他们比较熟悉，查寻起来相对容易。可一封信没了年份，就很难知道它的背景。错差数年、十数年、数十年，领会起来是会有很大差异的。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在编者那里，解决起来会容易许多。这些原始信函，都为作者或收信人捐出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者可以直接运用。从实际考虑，这些信函一般应有封套（这样才便于保存）。封套上大都有邮局印章或其它信息，用来裁断年份会方便得多。倘若能直接注出或推测注出，对于读者或研究者，用途及价值会大很多。既然在信的后面加附有其它相关注释，多下一点功夫，注出年份多好。在笔者看来，这是此书留下的一个很大遗憾。

    二

    除去不注释年份，这部《信函卷》的信函编排，还有不计先后次序的问题。这一点叫人有些不可思议。

    先举一个例子。该书140页李广田致巴金“之二”（按：编码先后为原书排列）有“四月卅日信收到。知道《日边随笔》已经出版，极高兴。”接下来是委托购买此书及代送友人的内容。可紧跟着的144页李广田致巴金“之三”函里，开首一句便是：“寄上《日边随笔》稿，共两函，请查收。”显然的，“之三”函言才寄稿本，“之二”却已经印出，时间顺序如此明显，可信函前后排列恰恰颠倒。

    102页何其芳致巴金函“之三”，开首是：“出版社补寄来的《夜歌》五本收到了……”再往后的105页何致巴金函“之四”中，却是这么说的：“一月六日信和《夜歌》十二册早收到。……寄来的十二册还不够送人，所以胡风那里还没有送。如方便烦告诉书店再寄五册来就够了。”前一封落署“三月二日”；后一封落署“二月八日”。从内容及时间一眼便可知前后顺序，可不知为何本书就这样颠倒安排了。

    这样的排列前后颠倒情况，仅从笔者有限的阅读感觉及略加比对内容可知，还有多处发生。例如楼适夷致巴金函，本书中收有四封。从函中内容可推知，“之二”当在“之一”前面。因“之二”有楼适夷得知巴金正在翻译俄国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告诫他说：“唯弟意作中议论之处，似可勿加删节，以存全貌，如出版别有考虑，则可请出版者去删，兄以为然否？”信函“之一”却称“昨整书始发见承蒙惠赠精装本《往事与随想》及《爝火集》各一册，深深感谢……”一正在翻译，一已经出版并寄赠，时间顺序十分清楚，可两封信排列却前后颠倒，十分令人遗憾。

    接下来的楼适夷致巴金函“之三”，从其中“总理之丧”，“雪峰同志又于一月卅一日逝世……”等内容推断，应当写于1976年。再往后的“之四”函，没落年、月、日，内容是谈“罗淑的《生人妻》和《地上的一角》二书，拟合成一册照原样不加更动重新出版……”之事。从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时间考察，此函当写于1963年底或1964年初（该书的出版说明写于1964年1月，内容有“我们此次征得巴金同志”云云可证。罗淑这两本书，均为巴金在作者逝世后亲自编辑出版，故此楼适夷要征求巴金的意见。）这样看来，楼适夷致巴金的四封信，按正常的排列顺序应当是“之四”、“之二”、“之三”、“之一”才对。一方面不标注年份，一方面又四、二、三、一，一通乱排，读者读去不知所云，研究者要使用，也不得不先做大量考订工作。真不知是如何考虑的。

    其余随便翻翻，亦可见到这样的情形。《信函卷》收有茅盾致巴金信函二封，略略看去，便知“之一”写于1977年（信中有：“而且盛传地震一周年前后，北京可能会有余震。”可大致推出）。“之二”应写于“文革”之前。前后排列也是颠倒的。巴金致李健吾的几封信，从阅读就可以知道，也有前后时间颠倒的情况。这且不说，让笔者感到奇怪的是，明明信函中有清楚的年、月、日时间，仍然不管不顾地颠倒排列，这实在不知该如何解释了。

    本书收有唐弢致巴金信函七封，除“之一”外，全部落有年、月、日。可是，编者却不管这些，他们是这样编排的：“之二”：“1976.4.12”；“之三”：“1977.1.23”；“之四”：“1976.5.10”；“之五”：“1980.2.5”；“之六”：“1985.3.31”；“之七”：“1973.10.15”……唐弢而外，萧乾致巴金的三封信也落有明确年、月、日时间，可编者仍然这样排列：“之一”：“1977.3.13”；“之二”：“1955.11.20”；“之三”：“1977.3.10”……为何要这样，完全弄不懂。

    以上是笔者粗粗翻阅时发现的，想来其他地方当还有如此情况。为何这等编排，笔者想知道，便翻到“编辑说明”。与此相关的有这样一句话：“若同一人名下有两封以上信函者，则以信函之‘文物编号’从小到大排序。”以此看来，这“文物编号”本身就是时间前后颠倒排列的。这样前后颠倒，在“文物编号”中合不合适，外行如笔者毋庸置喙，可你现在是将“文物”编成供广大读者阅读及应用的史料，不加以适当编排，仍然这般一股脑糊涂端出，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何况，本书体例中提及“巴金致友人部分以收信人姓氏拼音排序；友人致巴金部分以写信人姓氏拼音排序”，已经将所谓“文物编号”打乱，不知为何具体到每一个人，又要以“文物编号”排序了。

    三

    除去这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其余方面，本书亦有一些应该更好修订的地方。该书“编辑说明”有一条：“原件中有明显笔误或缺漏之处，酌情予以补、正……”可在具体运用上，却不大统一。如77页丁玲致巴金一信的释文，有这样一句：“或者你先写点知识份[分]子，在转变中在改造中的知识份[分]子。”在信函写作中，这样用词不完全合规范的情况，是较多的。可这两处连续出现，第一个字订正后，第二处似就没有必要再来一次。另有孔罗荪致巴金函也是如此，133页函中，连续出现三处“介决”，释文中亦连续三处订正为“解决”，似乎不如此读者就不能领会一般。这个问题，倘若编者一以贯之，即使显得累赘，到底不失为一种方式。可惜，在实际情况中，也执行得颇不统一。232页沈从文致巴金函“之二”的释文中，有“肖乾似已调回原工作……”一句，这里没有括号注释或校订；可在随后的240页“肖乾还相当胖壮，正在译一本七十万言美国小说……”“肖”字后又加有括号，订正为“萧”；不知为何“待遇”不同。还有一处注释看得有些可乐。206页汝龙致巴金函“之五”中，两次出现了“罗嗦”这个词。按理，这也算不上多么不规范，可编校者认真，两处都改订了。不过，改订的文字却不一样。一处改为“啰嗦”，另一处改为“啰唆”。不知哪一处才算“正宗”？

    前后标准不一的还有一特例。102~103页，何其芳致巴金信函“之三”，两处出现有“托尔斯泰”的名字。手迹中，都写作“托尔斯太”。释文时，这两处后面都加了括号，校订为“泰”。这是音译，本无所谓对错，可讲究起规范来，编者也不是多事。可103页托尔斯泰的名字后面，出现了“普式庚”这个名字。这是一个现在看来更加不规范的译名，可不知为何校订者却视而不见。究竟为何同音的“太”就要这么郑重其事地校订为“泰”，这“普式庚”就不该校订为今天大家一致认可的“普希金”呢？搞不懂。

    在本书释文中，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错讹。有一处地方是以错改错。65页草明致巴金函，用了一个成语，写作“聊聊无几”。这显明用错两字。可后面校订者在括号中却注为“廖廖”，显然也弄错了。按规范的用法，当为“寥寥无几”才是。“寥寥”，稀少之意也。

    另一失误略多处也出现在信函末尾。151页李劼人致巴金函“之一”有“知注并闻”一句，原件中，几个字都清楚，可编者只写出三字，将“注”字处打一方框了之。另一处，在“李劼人”署名后，释文写了一个“拜”字。其实，这应该是“顿首”二字。“顿首”是古人信函中用得极多的一个谦词，写法从王羲之、王献之以下，渐成定式。单从字形看，有时还真不易辨认，而李劼人此字又写得夸张，这就给辨识带来困难。这两个字说清楚后，下一封信李劼人函的末尾就顺理成章，编者释文中的“拜”，仍当为“顿首”才是。

    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信函卷》第一辑，得到手才数天时间。由于喜欢，几乎天天拿起翻读。翻读之余，就以自己的浅陋识见，提出了该书中一些问题，希望它能得到修订及提高。当然，限于水平，所谈不一定全都准确、恰当，失误、失察之处一定难免。但是，我其实是喜欢这部书的。近年来形成一点私见——一般少价值的书，有毛病你也不必费劲去挑，因为不值。对喜爱之书，就有一种希望其“更上层楼”的念想。因而费心费力，做这样不让人待见的活计；再者，此书为《信函卷》第一辑，想来还应有二辑、三辑……倘若拙文提出的问题，能够引起编者重视，激励编者在今后的工作中，避免或大大减少失误，把现代文学馆这些馆藏珍品，真正以“珍品”的标准呈现出来，作为读者的我将十分欣慰。基于这样的祈念，笔者冒昧草出此文，致奉该书编者并就教于各路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