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守文：迎战新媒体

    美国《在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出版。前一个“所有人”，我认为意味着传统出版的门槛被拆掉了。新媒体出版不需要经过出版社的编辑程序审批，转而依托社会网民来解决问题，所有人都有了成为出版人的可能。这种可能需要依托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技术三者的结合，需要依靠搜索和关键词的介入。传统出版人变成了“所有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也就消解着自身编辑的身份。后一个“所有人”意味着，每个人既是内容的生产者，又是内容的消费者。在新媒体面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样一种出版的泛化，或者泛出版化，使新媒体成为最大众化的舆论攻击手，席卷了精英和草根，其社会学意义远远超过了传统出版的范畴。

    由于新媒体需要借助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渠道技术的结合，需要阅读器、IPAD、手机等终端设备，因此新媒体引领网络技术和材料的变革，堪比史上的四大发明，它带来全新的阅读方式、全新的文化消费方式，必将引来一场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

    就行业来说，新媒体首先带给我们生存的危机感和激烈的争论。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特别是中国的图书发展史，从竹木简到各种形态的线装书再到今天的现代书装，这是一部书籍形态随时应变的历史，也是中国文化人从古到今随时善变的历史。在新媒体面前，我相信传统纸书一定会找到自己全新的表现方式。

    其次，新媒体丰富了阅读的原有定义，改变着整个出版的生态，阅读器和新媒体毫无疑问将会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生活的必需品。

    第三，新媒体基本显现了未来数字出版产品的形态，大致是三个：第一，传统的文章和文库式的产品，第二是多媒体互动式的产品，第三是基于数据库的条目、检索式的产品。

    第四，传统出版社再定位的问题，我想提到四个现象，一是盛大模式，一是中文在线，一是微博的形态，一是手机阅读。盛大文学今天的经营状况不是我们讨论的内容，但陈天桥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出版产业模式。盛大宣称它可以为读者圆两个梦：一个是当作家的梦，一个是当富翁的梦，然后把这个权利交给了网民，靠点击数来选择，达到一定数量，和你签约，和你分账。陈天桥以这样一种让我们非常陌生的方式悄然进入了出版领域，成为产业革命者。第二个，中文在线。若干年以前，中文在线以非常恭谦的姿态从出版社转签图书数字版权，然后它就转而直接找作家去签未来出版物的版权，又签全媒体的版权，现在中文在线也进入到了中国移动出版基地的产品制造层面，有出版社申报要在移动上线的产品，由他来选择。第三是微博的形态。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新兴博客，140个字的限定，借助斯坦利的六度分隔理论，成为功能极其强大的人际社交工具，使人们在不必相互赞同的情况下体验到一种共同感，这种共同感可造成一种强大的舆论磁场。它的迅速放大功能，是包括图书在内的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其四，手机阅读。由于手机屏幕的规定性，这种阅读主要是对垃圾和碎片时间的利用，便利和贴身，带有较多的娱乐和消遣性，但它对社会底层读者的统筹和号召力，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面对如此的文明变革，传统出版社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我想我们应该大力提倡一种出版再造的精神，以适应阅读文明创新的现实。

    第一，新媒体把资源放大，把世界变小。中国出版界需要用一种大格局的心怀来布局产业发展。平台的各自为政和资源的各自为政都会在事实上成为发展的阻碍因素。中国出版具有强大的行政统摄力，出版业在严峻的挑战面前应该抱团取暖，一个大的转型媒体平台是有可能的。

    第二，新媒体带动起了最大多数的读者群，类型读者由此出现，也决定了类型出版的必然。类型出版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为不同层次的读者出版，一是不同学科和主题的出版。出版社的出版特色将成为立社之本，差异性竞争决定未来，出版社如此，集团也是如此。

    第三，出版社过去的一整套编辑程序有可能被颠覆，以不同出版主题区隔的编辑部有可能向以主题建立内容数据库的方向调整。编辑未来的工作也许主要的不是面对书稿，而是面对相对数据的组织、调动、编排，出版的程序会反转，先线上，后线下。

    第四，新媒体即意味着全媒体的出版，全媒体要求全版权的取得。在出版社为中国移动提供的上线产品当中，大约只有20%的作品有数字版权的授权，作者给出版社授权纸质版权，不授权数字版权，而且授权时间越来越短，两年内就要转移、要改嫁，特别是我们的品牌、大牌作家，几乎无一例外是这样。版权的游移会严重影响中国出版业新媒体的发展，所以，无论从版权管理部门还是我们出版社都要想办法变通，要像当年支持文摘类杂志蓬勃发展一样，要出版新的政策，要扶持，要从产业发展的高度来布局。

    第五，新媒体不光是汇聚海量的信息，同时也需要海量的策划来支撑，因此开放和建立出版社强大的情报系统迫在眉睫，延长我们的手背和扩充我们的大脑，抛弃过往我们依赖经验制定和选择出书计划的陈旧做法，建立一套科学理性的选题决策机制和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