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里的汉魏六朝文学

    文学体裁及其体式规范、审美风格是文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最本质要素之一。一部中国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各种文体产生、发展、衍变的历史。而任何一种文体，都非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与特定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学术思想、社会风俗、士人心态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体现了特定时代的作家感知世界、阐释世界、表现世界的特殊方式，因此具有深广的文化学内涵。何诗海的新著《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正是基于这种学术理念进行探索的成果，也是近年来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全书六章，分别探讨两汉文体繁荣与文体学之兴起、汉末儒学与建安体、清谈与六朝体、文学集团与文体开拓、南朝乐府民歌的接受传播与雅俗文学的交融、齐梁文人隶事等六个专题。各专题之间看似互相独立，没有直接关系，然而，串联这些专题的线索和思路，还是很单纯也很明朗的，即在打通文史的基础上，用宏观审视与微观分析、事实描述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提示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学术、士人心态、社会风习等文化现象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从文化视域观照汉魏六朝文学，是学界业已深耕熟耘的课题，现有成果颇为丰富，几近题无剩义。前辈学者刘师培、黄侃、陈寅恪、王国维、鲁迅、王瑶诸先生的相关研究，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有鉴于此，《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不追求内容的面面俱到或体系的完整，而是以文体为基点，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截取若干独特视角来考察汉魏六朝文学，并在不少问题上取得了较大突破，深化、拓展、推进了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如从两汉文学观念的觉醒与文吏制度的发达探讨汉代文体繁荣及文体学的兴起；从汉魏之际儒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探讨建安体的形成；从六朝清谈活动中的审美意趣，分析六朝体和文学创作唯美之风的盛行；从文学集团的活跃，考量公宴、咏物、赠答和边塞诗的繁兴；从南朝统治阶层的出身，考论民间俗乐在上层社会的接受传播及其与永明新体诗的关系；从察举考试的复兴，揭示齐梁之际文人隶事游戏对文学创作中用典之风和文体新变的影响，等等。凡所论述，都能将具体的文体学问题，置于一时代之政治制度、思想学术和社会风尚等文化背景下加以探讨，故视野开阔，识见闳通，胜义纷呈。比如，建安文学的繁荣，一般都认为是儒学衰微、礼教动摇和人性觉醒的产物。作者指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全面审视这一时期的文学，则不难发现，建安文士的文艺观，基本继承了儒家传统；文学史上盛称的“建安体”或“建安风骨”，更是以原始儒家思想为精神底蕴的。对于这一点，学界的认识似乎有所不足。又如，汉魏六朝文学集团兴盛，推动了文学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可是具体到集体文学活动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往往语焉不详；即使有，也多否定性的评价，如应酬帮闲、无病呻吟、面貌雷同等。作者认为，集体文学活动固然有弊端，但已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发展、新变的强大驱动力。中古文学创作中最常见的几种题材和诗体，如公宴、咏物、赠答、边塞等，都是在文学集团的群体参与下发展壮大起来的。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永明新体诗篇制的确立，更是著名文学集团“竞陵八友”雍容藩邸、集体酬唱的结果。这些观点，或修正成说，或另辟蹊径，多能发前人所未发，丰富、发展了对汉魏六朝文学的认识。

    重视文学的文化背景研究，是此书的一大特点。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的文化背景研究，始终紧扣文学这一核心，一切从文学出发，最后又回到文学上来。如此书第六章《齐梁文人隶事》中，作者注意到南朝文人聚会时盛行隶事（又称策事）游戏。这种游戏所较量的，仅仅是一个人的博学程度，但其胜负在时人心目中却占有重要地位，表现出南朝士人对博学的空前重视。作者认为，思想失去权威，学术主流弱化，是南朝士人转向泛观博览的主要原因；史学的兴盛，对博学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隶事作为一种矜才炫博的游戏，应运而生，深受士人青睐。由于察举考试的复兴，这种原先只是娱乐性的活动，也逐渐在内容和形式上向考试方向靠近。在这些文化背景的合力之下，南朝文学创作中掀起了使典用事的高潮，具体表现为用典繁密、追求生新和隶事诗的涌现等。这个高潮的产生，与当时盛行一时的隶事游戏几乎完全同步，这种现象并非巧合，而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两者统一于整个南朝崇尚博学的风气之中，以至于后人用原来只是一种娱乐活动的“隶事”来直接指称文学创作中的用典。作者丝丝入扣地揭示了南朝隶事游戏与当时文学思潮、文体新变的关系，观点新颖，材料翔实，推理严密，结论可靠，是文学的文化背景研究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