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史不该遗忘孙毓修

    无锡孙毓修先生（1871-1923）生于清季，长于江南，早岁肄业南菁书院，接受传统学术训练，谙熟古代文化典籍。科举既废，顺应潮流，关注新学，兼习外语，谋生南北，练达时务。自1907年入商务印书馆服务，获追随海盐张元济先生几二十年，际会时势，大展其才。在馆期间，曾编辑儿童文学读物如《童话》、《少年杂志》、《少年丛书》等，又翻译欧美文学专著，介绍国外历史地理，尝试白话写作，多开风气之先。又辑印《痛史》、《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等丛书，于商务早期图书出版多所贡献。编纂之余，不废著述，所撰《中国雕板源流考》、《中国文学史论》、《四部丛刊书录》、《书目考》等，均具开创意义，至今沾溉来学。所惜志业未竟，积劳成疾，年仅中寿，遽而谢世。其生平著述，亦渐湮没无闻。柳和城先生有感于此，历时多载，数易其稿，撰为《孙毓修评传》。承蒙不鄙，以成稿见示，并督以弁言。柳先生治学严谨，勤于著述，近岁于出版印刷史研究领域颇多建树。今有幸先睹力作，于孙氏学行及商务出版史多增了解，深感获益匪浅，而《评传》阐幽发微、钩稽贯穿之功，尤令人感佩。

    二十世纪前半期，商务出版古籍丛书数十种，其所用方法或排印、或影印，所收图书或稀见、或常用，兼顾文献保护与传播，有功民族文化传承甚巨。其中《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尤其倾注张菊老精神心血，成爲近世古籍整理出版之典范。诸编之中，又以《四部丛刊初编》成书最早（1919-1922初印，1926重印）、影响最大。孙氏服务商务期间，受命管理编译所附属涵芬楼藏书，直接参与《四部丛刊》编纂，为张菊老得力助手，故“初编”入选各书之书录，均出其手笔。孙氏倘非1923年逝世，应于商务出版事业有更大作为。

    《四部丛刊初编》“采用底本，涵芬楼所藏外，尤承海内外同志之助，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写本十六，影元写本五，校本十八，明活字本八，高丽旧刻本四，释、道藏本二，余皆出明清精刻”。为精益求精，重印时又不惜更换底本多种。民国初公共图书馆尚在发展时期，古籍善本多分藏南北私人藏书楼，为征集影印底本，需广泛利用公私藏书资源。具体编纂中书目调查、版本比勘、卷叶补配、书录撰写及往来函商等，均由孙氏司其职，足见张菊老倚重之深。孙氏亦藉此与并世学者、藏书家多所往还，徧识名椠佳钞，广增见闻。潘景郑跋孙毓修手校《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云“眉上朱墨烂然，拾遗补阙，不下百数十事，盖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时，孙氏实与其事，故所见善本尤广，其所增补，审皆出之耳目所覩，信而有征，洵足为版本之金镜，其津逮后人，实非浅尠”。（《著砚楼题跋》）现存之当事人书札、日记等史料中，于张、孙合作征集底本之原委，多所涉及。相关文献中可资参考之线索亦夥，如笔者曾见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啓甲、嘉业堂主人刘承幹致孙氏手札多件，所述多为商借《丛刊》底本及介绍售书事宜。

    孙氏于目录版本之学造诣精深，不仅撰有《四部丛刊书录》及《中国雕板源流考》等，更以所撰《书目考》稿本，见其苦心孤诣，堂庑恢宏。《评传》第八章中专门介绍该书稿本，尤足引人关注。《书目考》盖仿朱彜尊《经义考》体例，汇辑历代书目类著述序跋等文字，分门别类，搜讨綦详，胡道静先生称其为搜罗宏富之“书目资料长编”。据孙氏1915年所撰《书目考序》，该稿已“得书六百余种，计卷三千有奇，离为十卷”，惜以早逝，未及完成，稿本十册，今藏上海图书馆。《书目考》以外，孙氏又有志辑录历代学人藏书题跋，积稿累累，未及蒇事。孙氏身后遗书散出，手稿亦随之易主。当代藏书家潘景郑、黄裳诸先生，均曾记录所经眼孙氏小绿天藏书及遗稿。当今古籍整理方兴未艾，书目文献亦迭见成果，孙氏遗著若得有心人赓续完编，实所企盼。

    《评传》记述孙氏学行，用力甚专，史料收集，不遗余力，学风极为笃实。著者为辑集孙氏专著及序跋等文字，已遍检商务早期出版物，爬梳所及，至于图书广告、出版订单，铢积寸累，细大不捐。又于各书内容体例，穷源尽委，有深入探讨。读者由《评传》而知孙氏之生平著述，进而知其辅佐张菊老从事文献整理之贡献，再进而知商务印书馆出版事业之成就，乃因当时人物萃一时之选，学问集中西之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辈学人之志业，因《评传》而得彰显，能不爲之赞叹。丁亥新正后学吴格谨识于复旦图书馆。

    （本文为《孙毓修评传》序言，本报发表时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