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师友佛克马先生

    假期里，我也和往常一样每天都要到办公室工作，8月25号那天依然如故。但就在我打开手机后，一则令我惊异不已的短信出现在我的眼前：“2011年8月23日佛老病故。”我知道这是杜威·佛克马（Douwe W. Fokkema）生前指导的最后一位博士生张晓红发给我的。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以致于我简直毫无思想准备！

    就在今年，我们还通过几次电邮。就在4月的一天，他还写信给我，说“前一段时间我身体欠佳（not so well），未能去中国访问，也未去信说明，切莫见怪。我一直在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乌托邦小说的专著，现在这本书已经完成，我想在封面上出现‘乌托邦’三个中文字，你能否扫描给我？”我遵嘱立即把这三个中文字的多种字体打印扫描后发给他挑选。就在7月中旬，我还接到他最后一封邮件，告诉我，他的专著《乌托邦小说：中国与西方》已经由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想送给我一本，问我寄往哪个地址最方便。我随即告诉他，依然寄往我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地址。然而，正当我期待着阅读这部英文专著之际，却得到了他离开人世的消息。这怎能不令我悲伤不已呢？

    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圈内，佛克马这个名字令人耳熟能详。他是荷兰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学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他生于1931年，早年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获中国文学博士学位。佛克马很早就参与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领导工作，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名誉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国际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佛克马学识渊博，几乎可以用欧洲所有主要的语言阅读，并用英、法、德文和荷兰文写作。他也通晓中文和俄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尤有研究。

    我和佛克马相识纯属偶然，但正是这一偶然的机遇却改变了我后来的学术生涯。那是1985年10月的一天。刚步入而立之年的我出席了在深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研讨会。就在那次会议上，乐黛云教授引荐我认识了佛克马，并叮嘱我把用中文发言的学者的主要观点翻译给他。从此我和佛克马建立了学术交流联系，他得知我在南京的一所大学教授公共英语，便鼓励我继续深造，在国内外著名高校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1987年7月，当我们在西安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再度见面时，佛克马一下子就认出了我，并叫出我的名字，还亲切地说，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你以后不要再叫我佛克马教授了，就叫我“杜威”吧。当他听说我已经师从杨周翰攻读博士学位时十分高兴，殷切地鼓励我努力学习，为中国的比较文学走向世界作出贡献。他还关切地问道：“你完成博士学业后打算怎么办？”我想了想漫不经心地答道：“当然希望到欧美去深造了，但不知能否如愿以偿。”他随即要我完成博士论文后立即告诉他，他推荐我到欧洲从事博士后研究。1990年，在身为皇家科学院院士的佛克马及其同事伯顿斯的大力推荐下，我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荷兰皇家科学院的博士后基金，前往佛克马任教的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合作导师就是佛克马。正是在欧洲度过的那一年里，我收获颇丰，不仅掌握了英语学术论文写作的技能，而且还遍访了欧洲名校，在那里作了十多次演讲。此外，我对佛克马的学术思想和为人也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当我把在欧洲一些大学的演讲稿写成一篇论文交给他时，他立即看出，这篇文章的发表将有助于西方学界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于是建议我投寄给欧美的顶尖刊物《新文学史》。我后来几经周折，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才发表在《新文学史》上。但正如他所说，我后来不断接到欧美各大学的邀请前往讲学或在研讨会上发言，还有一些刊物的主编直接约请我为其编辑关于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方面的专辑。可见名家的指点真是胜读十年书啊！我今天想起这件往事不禁由衷地感谢他的指点。

    随着我们交往的频繁，我逐渐对佛克马的学术道路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对中国文化的情有独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历史的渊源，这一点甚至体现在他为自己所起的中文名字上：“我的中文姓名‘佛克马’是我自定的，它不仅与其西文发音相近，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字分别反映了我对三个领域的兴趣及研究：‘佛’代表佛教；‘克’与孔夫子(Confucius)相偕音；‘马’则代表马克思。这三者均对中国文学颇有影响，而且我对之也下了一番功夫。”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时地在他的著述和演讲中流露出来，这也是他在语言才能和文化知识方面明显地高于他的许多欧美同行的一个重要方面。

    纵观佛克马一生的著述，我不禁惊异地发现，他最早的著作《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1964），在一个广阔的比较文学语境下探讨了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学思想，而他临终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乌托邦小说：中国与西方》（2011）则是在一个全球化语境下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角度解构了国际后现代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模式。我认为，从比较的视野来研究中国文学，是佛克马的主要建树之一。而他的另两方面建树则分别体现在后现代主义研究和世界文学与经典的构成上。

    在后现代主义研究中，他的视野则同样十分开阔，不仅突破了早先的欧洲中心主义局限，而且大胆地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全世界。但是他的这种宽阔的理论视野是在了解到后现代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和流变之后逐渐形成的。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和变形无疑对他产生了某种启迪作用。在此回顾一段几近湮没了的历史还是颇有意义的。

    早在1987年的西安会议上，佛克马就送给我一本他和伯顿斯合编的专题研究文集《走向后现代主义》。我读后茅塞顿开，立即决定利用撰写博士论文之余将其译成中文。他应我邀请为该书中译本撰写了一篇序，在序中，他一方面承认后现代主义并非欧洲土壤中产生出的，但同时又对之作了“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界定：“也许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说来，‘后现代’这一术语现在也用于一些生活水准较高的东亚地区，例如日本或香港，但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仍局限于某个特殊的文学传统……我现在尽可能说得清楚些：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显然，这与他更早些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1989年10月，他在接到我的信说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中得到不少作家的赞同性接受时，则面对这一现实而改变了原先的观点，立即决定邀请我赴荷兰从事学术研究一年，并要我为他和伯顿斯合作主编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分卷《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撰写一章，题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先锋小说的个案”。他的这种“与时俱进”的学术研究风格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实是令人钦佩的。

    然而我们今天回顾的上述这段历史并没有马上结束，恰恰是佛克马关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始。进入新世纪以来，佛马克在完成了荷兰皇家科学院的重大项目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了，首先进入他的研究视野的就是当代先锋小说。在2005年8月深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已经身患癌症并做过化疗的佛克马应邀作了题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大会发言，佛克马在细读和分析了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王朔、余华、韩少功和海男等人的小说后，颇有理论敏感性地加以了理论总结，“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它产生自特定的中国文化语境并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叙事特征。”他认为，只有认识到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才能更为全面地修正世界文学经典，反映世界文学发展的全貌。

    对于近十多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兴起的全球化和世界文学这两个前沿理论课题，佛克马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在对全球化的一片批判和欢呼声融为一体的氛围中，他的态度尤为冷静，他更为关注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趋同性走向的另一极致：文化上的多元化或多样性。他在会上发出的一个不同声音是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应该说，这是他多年来潜心研究世界文学所得出的心得。毫无疑问，此时的佛克马已经不仅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之局限，甚至在提请人们注意，西方世界以外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与这种世界主义不无关系。应该承认，在西方主流学界，能有如此开放的胸襟和宽阔的视野的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想到这里，我不禁更加怀念这位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他的逝世使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同时也使我本人失去了一位恩师和挚友。

    安息吧，杜威，你的英名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文学者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