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中国的现代性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行为、艺术行为，它还是一种伦理行为、社会行为，为目的控制，意识形态在其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翻译的作用在一个民族的文化转型时期尤其重要，其功能没有其他学科可以替代，它与一个国家的现代性和民族振兴息息相关。

    西方学者阿兰·斯温格伍德（Alan Swingewood）指出，“现代性是关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改造的整体概念，它以科学理性为前提，揭露非理性的假面具，指明必要的社会变革之路。所以，现代性意味着历史的觉醒，意味着历史渐进的自觉，意味着过去继续通往改造之路。”这一点十分适合中国近代翻译实践。严复，林纾，梁启超，鲁迅等，将改革弊政，破旧立新作为己任，以翻译为利器，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进行全面改造。根据阿英的统计，在清末民初的所有出版物中，翻译比创作更多。翻译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

    世纪转折时期的思想家和翻译家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杨义认为，“在19、20世纪之际自觉落后挨打而发愤图强的情境中的翻译姿态与之自是不同，甚至以根本性的翻译的翻转来寻找中国文化的发展之机。新的翻译姿态中弥漫着忧患意识和启蒙意识。”鲁迅便是一个典型。留学日本时，他希望从医治人，但后来发现国人之病不在躯体，而在精神，于是，弃医从文。在他的文学道路上，翻译与创造并行不悖，前者甚至起到引领的作用。鲁迅的翻译是一种文化改造行为，其目的是通过翻译来引进西方文化，变革中国文学，进而达到改造中国社会，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变革中国的文学，必须从变革语言入手；变革语言，又需要从翻译入手。“硬译”于是成为语言变革的暴力手段，挑战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文言文。时至今日，还有不少文章诟病鲁迅的不顺翻译。如果放在一个历史的纬度来看，就能清楚地发现，在鲁迅时期，意译派占上风。不少意译者泥古不化，自认为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所以，以中国之言中国之事来翻译西方作品。当时的意译，常常是误读与误解，如此翻译对中国的进步和民族振兴何益之有？在这样一种状况中，鲁迅坚持直译甚至硬译，惟有持这种开放的心态，西方文化能够被真正引进到中国。硬译会带来精华与糟粕，随着时间的推移，精华自然在中国文化中沉淀，糟粕必然遭到淘汰。经历了近一个世纪，鲁迅翻译理论显示了极大的生命力，他提倡的硬译至今仍为西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学者所推崇，其普世价值不言而喻。

    大学早期翻译活动也是与中国现代性紧密相连。梁启超呼吁政治小说的翻译，目的要通过政治小说来“新民”、“新学”、“新政”。王国维翻译西方哲学著作，希望能够从形而上来丰满中国之学术，能从认识论的高度来弘扬中国文化。他从哲学的高度撰文评论辜鸿铭《中庸》英译便是例证。陈寅恪以翻译来考证中外文化的交流，以翻译来证史，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范式；赵元任翻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其目的不仅仅是向国人介绍一部西方的作品，他希望藉此创造一种清新活泼的汉语口语，尤其重要的是，创造当时中国文学所匮乏的儿童文学。以后的清华学人如洪深、闻一多、李健吾、曹禺等人，翻译、改编、创作，通过舞台来改造社会，塑造中国的现代性。再看看清华主办的《清华周刊》（1914－1937）。据我们统计，在1916至1936这20年间，《清华周刊》发表了译文439篇，其中，社会科学占187篇，自然科学67篇，人文艺术科学185篇，如《野花之歌》（1922/245），《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经济学之派别》（1929/469）,《晚近斯堪地纳亚文学概况》（1933/556-557）,《多瑙河流域问题之面面观》（1934/590）,《文化遗产的问题》(1936/629)，《苏联科学之理论与组织》（1936/630）。这些译文对中国的思想建设、大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学术思想的传播、研究方法的引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当今时代，单边主义已经缺少存在的土壤，不论西方还是东方，都面临着文化转型和文化调整。于是翻译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化建构与文化身份认同等都必然与翻译产生密切的联系。比如哲学著作的翻译，术语的误译可能带来意识形态的误导，甚至是文化身份的扭曲。这能说明为什么不少西方学者如德里达、德曼、米勒、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巴斯奈特、韦努蒂等都从跨学科角度来探讨文化重构与翻译问题。尽管西方中心主义已遭到包括西方在内大多数学者的质疑，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的重构格局中，中国学者的声音仍相对单薄。中国学者必须立足自己的学术传统，在深刻把握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加强中国文化精品的翻译和翻译理论的建设，这是提升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