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标志译写规范

    当今的语言学研究发生了三方面的重要变化。首先，理论语言学研究表明，“广义语言学”有可能来自于语言之外的进化动因。因此，语言学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比较的视野，通过与生物学、心理学，以及人类学联袂的方法，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假设，找出形成语言学能配置的进化推力。其次，随着计算机科学、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走向。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机器翻译、语言技术、信息检索、网络语言、舆情研究、媒体语言、虚拟社团、数字文本、多元识读能力、数字化教学等一系列新方法、新视角、新概念，应运而生，极大地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外延。再次，随着社会语言学“语言风貌”理论的提出，诸如路标广告、街名地名、商业标志、政府机构的公共标志，形成了广义的“都市语言”概念，为研究城市内部特定区域的语言风貌，提供了“信息”与“符号”两个层面的功能性资讯，极大地丰富了语言学研究的内涵。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我国城市化的速度不断加快。现代化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国际化、规范化、资源化设计理念的指导，离不开科学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措施的支撑。中国语境中双语标志规范化的问题，因此引起了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专家学者的重视。国家组成了专门的语言技术委员会，负责制定外语用语的规范与标准，推出了公共场所双语标志英文译法的地方标准（草案），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这些重大赛事与国际活动的成功举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确实，公共领域的标志设置，是一个综合的、长期的、系统的、制度性的、逐步完善的机构化工程。以美国为例，公共标志的设计与制作，都是基于美国国家标准协会、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交通部高速公路管理局的标准制定的。其结果是，具有相同功能的标志，不论身处何处，其格式、文字、图标、字体、色彩完全一致，体现了高度的规范性与标准化。

    双语标志译写规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翻译或译写行为，而是一项基础性工程、一项专业化工程、一项系统化工程、一项充满了困难与挑战的标准研制工程。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符合国情的双语标志规范标准之时，有必要首先从理论层面入手，处理好下列“十大关系”。

    (1)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既要有国际化的视角，了解英语国家公共标志的一般情况，又要有本土化的行动，解决国内双语标志的突出问题。

    (2) 标准化与多元化关系：既要强调国家标准的统一性，又要注意到双语标志研制中“地方标准”先于“国家标准”的多元化态势。

    (3) 规范化与多样性关系：对于双语标志规范的特殊性，要有一个准确的理解，避免一刀切的现象。

    (4)指令性与服务性关系：既要当好“文字纠错员”，有错必纠，又要做好“规范宣传员”，提供有效资讯，解决实际问题。

    (5)通用性与专用性关系：采用动态平衡的视角，解决好标志译写过程中的分类问题。

    (6)通适化与语境化关系：要注意到标志文本的准确含义，是通过具体设置的语境与功能需求来实现的，不能只顾一头。

    (7)信息化与人文化关系：既要注意标志文本的空间性，译文尽量简洁明了，又要兼顾表达方式的人文性。

    (8)文本化与图标化关系：了解标志设计中“图文共现，相得益彰；字体色彩，均有意义”的特点，避免图文脱离的“硬译”现象。

    (9)充分性与简明性关系：有必要区分结构性与必要性的关系、文本性与语用性的关系。

    (10)同一性与选择性关系：在保证主流表述同一性的前提下，提供多样性的选择。

    基于上述理论认识，我们参照现有地方标准、参比国外规范，制定出了“海量信息，严格筛选；所有标志，必有出处；分类编制，讲求实用；双语标志，单向译写；先有英文，再译中文；英文标志，来源可靠；中文标志，译写简明；既重通用，又重专用；规则之内，多有选择；重要信息，补充说明”的“80字”编写原则，完成了译法手册的编写，对于双语标志的规范化，尽到了语言工作者的责任；面对现代化城市的呼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