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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的几本书，都不是“刚出炉”的新作。
第一本是《居里夫人的科学课——居里夫人教孩子们学物理》（科学普及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个世纪以前，由居里夫人发起，一些朋友（都是法国的著名学者）共同合作给自己的孩子们上课，有人教文学、历史、绘画等人文课，保罗·朗之万讲数学课，让·佩兰讲化学课，居里夫人本人上物理课。这项合作持续了两年。当时有一个年纪稍大些的孩子，认真做了笔记。几十年后，她的家人在整理东西时发现了这个笔记本，意识到它的价值，这才得以出版。此书篇幅不大，但内容非常精彩。居里夫人的课从一开始就不断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让孩子们思考、回答，并用大量简单明了的现场实验来说明回答是否正确，这种形式，有点介于上课和科普之间。读这本书，你会深切地感受到居里夫人那种。她给孩子们讲的每一件事看起来都很平淡，然而她的讲课本身却成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前几年，韦钰院士向国内推荐引进这本书。中译本出版后，大家有很多讨论。中国科协第七届常委青少年科学教育委员会还专门为此召开过研讨会，赞誉颇多。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种评价：认为本书的内容本身并无精彩之处，但它记述的故事发人深省，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的科学界和教育界。我不敢苟同“内容本身并无精彩之处”的评语，置评者或许认为这些日常所见的事物并无特别之处，其实这正是最精彩的地方。这使我联想起以前读过的另一本书——法拉第在英国皇家学会圣诞讲演上讲述的《蜡烛的故事》，二者大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想，这种做法和近代欧洲科学兴起以后，实验科学深入人心这一传统有关。居里夫人将这个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很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韦钰在此书“中文版序”中写道：“我们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应该认真读一读这本书。连居里夫人都有时间关心儿童的成长，亲自进行儿童科学教育。……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儿童科学教育和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的重要事业，看成我们理应进行的工作。应认识到，我们对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诚哉斯言！
第二本是叶小沫的《向爷爷爸爸学做编辑》，属于“书林守望丛书”中的一种，丛书目前已出版第一辑和第二辑共20本（首师大出版社），这套书的所有作者都是有名望的出版人，柳斌杰写了总序“做文化的守望者”。第一辑收有叶至善的《叶至善序跋集》，叶小沫的这本收在第二辑里。至善先生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理事长，我因此和他接触、来往比较多。叶圣陶老人在解放前做编辑时出过很多书，叶至善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时任社长，也做过大量编辑工作。他们父子俩既是学问家，也是作家，同时又是编辑，非常难得。
叶至善80岁时，大家希望给他出一本自选集，以为庆祝。他就挑选了100篇有关编辑的文章，辑成《我是编辑》一书。当时他也送了一本给我。我最早领略到至善先生高超的编辑本领是1978年。当时，中少社的《我们爱科学》杂志约我每月写一篇天文科普文章，篇幅不超过两千字。有一次，我写太阳系的冥王星，超出了四五百字。编辑们觉得已经无从删节，打算作为特例发表。至善先生知道后，便亲自动手删减到两千字。责任编辑将删改后的文字给我看，令我心悦诚服。
晚年的叶至善，花了大量精力来整理父亲的著述。结果，他自己也留下了很多无暇整理的文字。叶小沫继承祖父和父亲的文化遗产，整理挖掘了很多前未出版的材料。如2007年出版的洋洋70余万言的《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1969—1972）》。小沫曾长期在中国少年报做编辑。这本《向爷爷爸爸学做编辑》包括“爷爷给我改文章”、“爸爸教我做科普编辑”、“我热爱我的编辑工作”和“往事留痕”四个部分。我虽然来不及细读，但一路浏览下来，惟觉其文风同她爷爷爸爸一脉相承：思考缜密，语言质朴，情文并茂。例如，书里有一篇“婆婆”，是她在婆婆去世一周年时写的怀念文章。文中写到的很多细节，情真意切，很感人。儿媳妇写婆婆能写得那么好，在今天虽不能说绝无仅有，恐怕也是凤毛麟角了。
还有一本书与我自己有关。今年初，我的《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和宗教的传奇》一书刚获得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不少朋友说，这本书是四年多以前写的，这几年天文学又有了很多新进展，建议我赶快修订，出全彩新版。因此，眼下我正在重读《追星》，修订也在进行中。
顺便再说一件事。2009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天文年”，以纪念伽利略发明天文望远镜整整400周年。当初，伽利略用自己发明的望远镜观测天体，并将早期的观测结果写成了《星际使者》一书。此书原本是用拉丁文写的，后来有了英译本，前几年台湾出了中文繁体字版。我喜欢科学史，也喜欢科学翻译，最近从朋友那儿借到这个中译本，对照英译本翻阅，觉得很愉快。不过，海峡两岸使用的的专业术语和语言习惯毕竟有着相当的差异，也许哪一天，我会把它重新翻译一遍。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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