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纷呈的“五四”记忆

    不久前，北京大学教授杨琥主编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资料集出版了。这部文集对于推动五四历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可以说，自从五四运动发生以来，一年一度的五四纪念就形成了。正如编者所言，这种纪念活动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本身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在对五四的纪念活动中，各种政治派别、相异的学术思想流派，乃至每一个人，出于不同的立场，或由于不同的认识，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和评价也大相径庭。这本书收录的文章是1919至1949年间各家各派有关“五四”的代表性言论汇编。

    编者从“五四纪念”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收录1919至1949年有关五四运动的纪念与研究文章，从而展示1949年以前各家各派有关“五四运动”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全书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五四事件与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与民族革命运动、五四运动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五四运动与文艺复兴等专题。

    寻常人所说的“五四”，一般是指五四运动而言。严格说来，“五四”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五四事件”、“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5月4日发生于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史称五四事件。后人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都是从“五四事件”这一原点生发出来的。自从“五四事件”爆发以来，人们对它的评价、纪念、回忆和研究从未间断过。“五四”记忆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历史记忆，具有四种记忆特征：亲历者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和政治记忆。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记忆，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质言之，“五四”之所以“被”记忆就是缘于它强烈的政治性。人们对“五四”的记忆评价往往不是取决于其本身的历史内容，而是取决于他的政治立场。

    民国时期的“五四”记忆是“五四记忆史”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在此阶段，“五四”记忆是一个多元记忆，没有哪个政党或个人能够垄断“五四”记忆的话语权。当时的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人士每逢五四纪念日，都竞相发表言论，争夺“五四”记忆的话语权。在这里，纪念“五四”是为了更好地说明“现在”。以梁启超为例，梁氏乃是点燃五四运动之火的“火炬手”，没有他在巴黎及时向国内告知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五四事件就难以发生。1925年五四纪念日时，已回归书斋的梁启超却发表《学生的政治活动》一文，呼吁青年学生“别要和现在的军阀党阀结缘”，委婉地反对青年学生不要轻易干政。当其时，正是国共两党动员青年学生干政、发起民族运动的关键时刻，，梁启超之纪念五四，显然是在与国共两党“唱反调”。

    民国时期，五四“被”记忆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政党和自由主义者。五四运动刚发生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首的《新青年》作者群以及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等，及时地对“五四运动”发表评价。1920年5月4日，五四一周年之际，研究系机关报北京《晨报》和国民党人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都编辑了“五四纪念特刊”，对五四运动的意义、精神及成败得失予以阐释和评价。1920年代，国共两党都开始将“五四运动”与其所进行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通过争夺五四运动的话语权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此后的情形更是如此。另外，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则更多地从思想文化角度来解释五四。五四运动具有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双重性，政党与文化人士对五四的解释和纪念都是各取所需，本质上是一样的。

    总的看来，编者选取民国时期的名人谈五四的材料，以此来展示后来人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颇具学术眼光。对于研究此段历史的学者而言，也颇有启迪之效。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五四资料汇编的书末还有一份民国时期有关五四运动纪念与研究的主要文章索引，研究者利用起来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