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建构

    《文学审美论的自觉——文学特征问题新探索》是童庆炳先生新近出版的一本专题论文集，集中展现了他对建国后流行的文学形象特征论的反思突破，以及对文学审美特征论的逐步建构。

    在文学理论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思想推到了极端，提出“文学是阶级斗争”和“文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将文学与政治完全捆绑在一起，文学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文学的创作与评论几乎没有一点儿自主性。建国后，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现象十分严重，创作的过程基本上就是先确立一个符合政治口号的主题，然后再把一些形象“挂”在这个主题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周扬就反复提出形象是文学的特征，文学作品要写具体感性的形象，而当时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也认为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形象，认同“形象特征说”，即文学和科学的对象是同一的，但文学用形象来说话，科学则用逻辑和三段论法来说话，因此“形象”是文学的特征。文学形象特征说是受苏联文学理论特别是别林斯基理论的影响，因此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文学的特征是形象这一理论几乎是金科玉律、不可质疑的。但是，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到了“文革”时期达到顶峰。

    新时期伊始，人们开始反思“文革”和极左思潮,文学理论界的学者们从人性等各个角度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文学从属于政治”等极左的理论进行反思，提出“文学主体性”、“文学向内转”等理论，而童庆炳则是从主要对文学本质特征的思考开始，提出了文学审美特征论。

    童先生在文集中说，在1980年，他开始意识到文学理论起码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学是不是仅仅是政治的附庸？二是从学理上看，文学与科学区别的问题，文学的特征究竟是什么？童先生受到马恩著作中“诗意的裁判”、“艺术地掌握”的启发，吸收了苏联文论界“审美学派”提出的“审美”和“审美价值”概念，从中国古代的美论、文论中吸取养料，从当时的创作和评论等现实问题出发，提出了文学审美特性的理论，认为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因为它是审美的，而“审美”就是情感的评价，是诗意情感的积极介入。

    文学“审美特征说”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它是童庆炳先生及其同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981年，童庆炳发表了文集收录的第一篇论文：《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这篇论文对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1988年李庚和徐觉民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年·理论一辑）》以及2009年王蒙和王元化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都收录了这篇文章。童先生在新时期之初就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提出质疑，对中国文论界一直坚持的文学形象特征说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学审美特征论。别林斯基是文学形象特征论的创始者，别林斯基说：“人们只看到艺术与科学不是同一件东西，却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内容时所处理的方法。科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而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童先生对这个前苏联和中国流行了很久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别林斯基抹杀了科学与文学内容是有区别的思想，他的“形象特征”与马克思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观点发生了矛盾。另外，从文学创作方面来考虑，形象也不能说是文学的本质规定，因为古今中外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并非完全依靠形象来打动人，给人以美的享受。很多作品并没有鲜明的形象，却依靠“气息”“气势”、“氛围”、“情调”、“节奏”、“韵律”等吸引读者。在此基础上，《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一文提出文学所反映的生活应当是整体的、美的、个性化的生活，也就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诗意的生活，这才是文学的内容的基本特征。

    1983年，童庆炳先生又发表《文学与审美》一文，进一步提出对文学本质问题的完整探讨，指出其应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文学与其它意识形态共同本质的研究；二是文学本身特殊本质的研究。他将第二个层面的研究分为创作客体层面和创作主体层面。在创作客体方面，他将“价值”这个概念引入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讨论中，认为文学艺术的对象和内容只能是交融了认识、道德、政治等价值的现实的审美价值。在创作主体方面，他强调了情感在主体创作过程中的积极介入。1984年，童庆炳先生独自编写了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影响广泛的《文学概论》，此书的第一章《文学的本质与特征》，就以“审美特征论”取代“形象特征论”，强调文学是审美的，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首次把“审美反映”作为文学的基本概念写进了教材。在进一步的思考之后，童先生及其同人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审美意识形态”，将其写入1992年出版的《文学理论教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文学审美特征论既肯定文学中有认识，但又不限于认识，其中更重要的是情感。文学审美特征论认为，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认识，但又不限于认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文学艺术是以创作者情感评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学的认识与作家的情感评价态度也就与审美完全交融在一起，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不是机械的、无味的，而是带有诗意、引人入胜的。文学审美特征论还把真、善、美融于一体，文学艺术的真不是科学的真，而是审美的真，是艺术的真，是诗意的真，是情感的真；文学的善也不是现实中实际的伦理道德说教，而是审美的善，是一种理想的烛照，是心灵的启示和人文的关怀。可以说，文学审美特征论既超越了政治工具论，又超越了形式主义论。文学审美特征论不是纯审美或审美主义的，它在文学的内部和外部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和平衡点，包容着文学的多样性、复杂性、辽阔性和微妙性。

    童先生并未止步于仅仅从逻辑上反思文学形象特征论、提出文学审美特征论，他还从心理美学、文体学、语言学、文化诗学等角度来探讨文学审美方方面面的问题。在“心理美学散步”这一组文章里，他强调文学所要表达的人的诗意情感。文集中的很多文章结合具体的实例分析娓娓道来，读起来令人感到兴味盎然。

    文学审美特征论是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研究者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的集体理论创新。文学形象特征论其实是西方认识论体系下的一种文学理论。它的提出者别林斯基实际上继承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黑格尔的认识论思维，认为认识有两种，一是逻辑、一是形象，文学就是用形象来反映、认识生活。而文学审美特征论则强调审美，强调诗意情感的灌注，这与中国古代文论把文学看作是人的一种自身修行很相近，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认识论的思维路径。文学审美特征论超越了建国后长期统治文论界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解决了新时期文学理论面对的两个问题：其一，它让文学与政治拉开了距离，文学是审美的，不是政治的；其二，它从学理上说明了文学的审美特征，突破了文学形象特征。也许未来还会有新的关于文学本质特征的界定，但在新时期之初，童庆炳及其同代学者在突破文学理论的探索中所展现出来的学识、勇气、智慧和浓烈的人文情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