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全集》：一波三折的出版历程

    我作为顾颉刚先生的女儿，作为全集的整理者之一，能以他全集的出版，来纪念他逝世三十周年，这总算是尽到了一个女儿对于父亲所应有的责任，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父亲终生在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以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为己任。他三十岁之时，发表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在学术界乃至社会产生震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二十年后，当他届知天命之年时认识到：“许多人看刚为标新立异，而刚则自信为中正平实”，虽然“自身既信其立于不败之境，则显晦待时可已”，但是自己的文章却“散在诸杂志中，购求不易，确使人不易明了”，所以“文集之编固不容缓”，这样“可使人见刚之整个面目”（1944年8月5日致李文实信及抄件按语）。这一年，他在重庆应史学书局之邀，着手编辑《顾颉刚文集》。后因史学书局创办人病逝，编辑工作也暂时停顿。

    抗战胜利，父亲复员还乡，生活稍稍稳定，又继续文集编辑之事，“半年中遂有定帙”。据统计当有二百二十余万言，“然此仅就苏州所可见者为之，将来北平书稿运来，必又可增百余万字。予甚望至予六十之年，出一全集，保存一生心血。在此五六年中，当将未完者续完，已集材者作成”（1946年12月31日日记）。父亲遗稿中有若干册格式一律的分类钞稿，分别题为：“学术”、“历史”、“古地理丛考”、“歌谣”、“孟姜女故事”、“风俗”、“教育”、“笔记”、“学术通信”、“自传”、“杂文”、“文言文”等，应该就是这一时期的编辑成果。

    1947年，父亲应文通书局之约，拟定编辑文集之五年计划（见日记该年末），包括古史、古地理与经学，歌谣、故事与民俗，史学与游记，边疆与民族，教育与政治，通信与自传，以及清代著述考、藏书目等。这份计划，是父亲心中一份全面而理想的方案，虽然在当时的局势下极难实现，但为后人编辑全集，提供了很好的线索与依据。

    父亲1980年去世，留下了二千多万字的遗稿，包括学术论文、读书笔记、书信、日记等等。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支持下，王煦华先生、我妹妹顾洪和我开始遗稿的整理工作。由于年龄的差距，我对于父亲的学问生涯十分陌生，况且自己学工科出身，对文史是门外汉，但凭着女儿的责任心，凭着对父亲的情感，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二十多年来，我日日与父亲的书稿相伴，感到父亲未曾一日离去；透过这些文字，我在倾听他无言的述说，逐步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对他的生平和学问才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他所经历的时代也有了进一步的感受。父亲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民族的挚爱，以及他为此付出的奋斗和牺牲、感受到的欢乐和痛苦，均使人受到极大的震撼。父亲一生的努力耕耘，已经融入了时代发展的轨迹，必定会推动后人继续前行。出版他的全集，是有意义的一件工作，值得我们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代价，全力以赴去做。

    尽管我们将编辑出版全集作为目标，但也深感实现这一目标的艰难：一是全集篇幅过于庞大，整理工作相当繁重，不是三年五载便能完成的；二是出版经费过巨，也不是哪一家出版社能轻易承受的。现实迫使我们起初只能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各自分头整理，成熟一部分就先出一部分，日后有机会时再汇总。

    至1990年代中期，整理工作初见成效，开始联系出版社，商谈出版全集事宜，有一家很有经济实力的出版社与我们签了出版合同。几年后，出版社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选择了中途退出。其时，“走出疑古”风头正劲，父亲的学术成果不受待见，批顾成了时髦，调门也越来越高。京沪学界重量级人物指称顾某“疑古”实源自日本人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有人更指责顾某疑古“否定尧、舜、禹，引发对中国历史的怀疑，动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这正是侵略者想干而难以干成的事”，进而“提醒人们：即使从政治层面上来评价古史辨运动，我们也不能只对它作正面的肯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倍受外国霸权的欺凌和压迫，这种欺凌和压迫最大莫过于对民族精神和自信心的打击。在这个问题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如此大环境下，哪有出版社还愿意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那几年洪妹患重病，她觉得自己是学历史的，却因病重无力撰文反驳种种谬论而深深自责，她选择了把自己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专注在全集工作上。洪妹病逝，王先生年事渐高，我所感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想到洪妹整理父亲读书笔记的艰辛，她重病中奋力编辑《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撰写前言（《顾颉刚藏书记》）这一篇力作的情景历历在目，我如果放弃出版全集的计划，不唯对不起父亲，也愧对洪妹的一片苦心！在那段最困难的时期，我丈夫提前退休全力支持我工作，还有来自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众多朋友不断鼓励和支持，终于使我挺过了那段艰难，迎来了转机：2005年初，中华书局出于传承学术文化事业的使命感，伸出援手，将顾颉刚全集纳入他们的出版规划。

    我父亲一生中，与中华书局的合作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主编的《文史杂志》就曾由中华书局出版。1950年代以来，他的学术工作更是与中华书局休戚相关：无论是整理《史记》、《尚书》，还是出版《古籍考辨丛刊》、《史林杂识》等书，里面都包涵着中华书局同人的大量心血。1965年，父亲因病需要手术，当时他已是七十多岁了，考虑到可能会发生意外，在手术前曾写下一份“预立遗嘱”，对身后诸事有所安排，其中关于自己文稿，他写道：“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这表明了他对于书局的深厚感情和极大信任。现在，全集的出版在经历多次波折之后终于在中华书局同人的积极努力下得以完成，实现了父亲当年的心愿。他若是九泉下有知，一定会倍感欣慰！

    父亲著述宏富，尚有不少散落在各处的文字，此次未能收入《全集》，其中尤以书信为多。这有待我们继续搜集，俟时机成熟，再出《全集》补编。

    父亲生前常说，凡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一个人的生命不过数十寒暑，固然可以有所创获，但必不能有全部的成功。所以在学术事业发展的长路上，自己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迈进一步，同时也应该推动后人更比自己迈进一步。我想，父亲一生的耕耘，已经比清代学者前进了一步；而他的研究成果，他在大学任教时所出的各种考试题目，在笔记中所收集的材料和提出的尚待解决的问题……都是在启发后人继续探索前行。我深深企盼《顾颉刚全集》的出版能为推进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