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书评的三重视野

    写书评，可以有很多种路数，揄扬也好，质疑也好，介绍也好，借题发挥也好，总之是适才量性，很有选择的余地。而给书评写书评，虽说加多了一重限制，但是也可以或补充，或纠谬，甚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来个反揄扬或者反质疑。但是，给书评的集子写书评，除了谈书评的写法之外，似乎就没有其他可以下笔的途径了。

    《东风与西风》就是一部书评集。它收集了葛小佳和罗志田合作的近二十篇文化评论，其中大部分以学术性书评的形式出现。两位作者之中，罗志田在史学界和文化界享有盛誉，不需多作介绍；葛小佳以历史学出身而转攻社会学，最终投身心理学，成为国际知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却不幸英年早逝，广陵散绝于异域，令人扼腕，也使得这部书评集的修订重版，兼具了纪念故人与以广传播的双重意义。

    写书评的第一项程序，当然就是书的选择，可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挑选什么样的书来评，却颇有分殊。不妨借用楚汉英雄的两句话，把选书的标准、或者说引发作者撰写书评的心理动机分作两类：一类叫做“彼可取而代之”，意思是觉得所评之书不足取，无足观，自家有更高明的意见要发表，所以不吐不快，形之于文字，意在批评教导；另一类则可叫做“丈夫当如是”，意思是所评之书或有瑕疵，但仍相当重要，甚或有着典范的价值，借评者之笔介绍给学界，期盼引起重视，意在共同进步。两者孰胜，见智见仁，但《东风与西风》所收的书评，绝对属于这兼具厚道与功力的“丈夫当如是”。

    作者所评之书，在当时均属新作，其中所评的国外作品，其时也多未译成中文。不过十几二十年过去，这些被介绍的作品，如今早已成了各自领域内的经典之作。本书所评的汉语作品如黄进兴的《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九世纪》，英语作品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李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及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等等，莫不如此。

    这就是学术书评所应有的第一重视野：选择值得评、需要评的书来评，否则，于作者是浪费精力，于读者是浪费时间，于媒体是浪费版面。

    评书者有此眼光，当然应当归功于他们读所评之书的认真深入，如此才能发现书的价值和“潜能”；可是，仅读一本书往往会见木不见林，在学术的继承日益重要的今天，要写好一本书的书评，首先需要的其实不是读好这本书，而是了解这本书所讨论问题的学术史，这也是学术书评所应具备的第二重视野。

    《东风与西风》里面的每一篇书评，几乎都有相关学术史的回顾，而以介绍海外汉学著作时为尤详。书评或者以追溯相关问题的根源开篇，或者以介绍原书作者的学术工作起头，或者以评述其他相类似的著作和研究入手，正如作者自承，在评介学术著作的时候，他们“总试图说明其产生的学术语境”。在评林富士《汉代的巫者》之前，他们先谈到“巫医”这样的“历史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题目”被冷落的历史，而在评王汎森关于章太炎和古史辨派的研究的时候，也要先把他放在从“中国传统自身变化”来研究近代思想史的学术序列当中。至于将杜赞奇的华北农村研究，置于以地方的文化社会变迁来观察历史的社会史取向之下，并举傅立曼的宗族说、施坚雅的市集体系说和萧公权等学者的缙绅社会研究为这一取向的先导，更是以寥寥数语即勾勒出了当时西方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趋向，对于帮助读者尽快进入学术著作的语境尤有助益。

    有了上述两重保证，书评的质量就有了底线。可是，两位作者显然不是满足于“水准以上”的泛泛之辈。

    《东风》所评论的书，不仅确乎有所发明，而且在更广阔的研究范围之内，也都具有某种启发性的意义。例如作者之所以介绍魏安德关于中国工厂的研究（Andrew G. Walder，Communist New-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固然在于该书有不少创新之处，比如对中国社会进行结构的而非文化的阐释，但出发点其实是在于，当时国人对于西方汉学研究的关注仍以导论性质的著作为主，而对具体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的研究较少注意，而魏氏的作品，就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较新而有价值的成果。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学界对于西方中国学“具体研究”的关注当然大大增加，但是历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忽视却一如既往，作者的提醒仍然有其现实的意义。

    又如，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和黄奇逸的《历史的荒原：古文化的哲学结构》都是用新方法重审上古文化的尝试，在评论这两部书的《大胆的假设》里面，作者没有先讲《诗经》或者三坟五典，而是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谈历史学中的方法论问题，提出，在方法论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陷阱，那就是能不能以及如何以西方语境中产生出来的方法来解释中国历史。这个问题，实在是中国学者长期纠结、今后仍会继续纠结的疑惑，可见作者的书评写作，未必是专为该书而发，借书评来表达自己对于当前“学风”、“士风”的看法，才是真正的醉翁之意。

    书里第一篇《万里长城的历史与迷思》，更是一篇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作。林霨（Arthur Waldron，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 Myth）从中国内部政治而非对外战争或夷夏之辨的角度观察长城，但评论者更关注书中提到长城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象征意味，以及外国人对长城的种种解读，因为“不管将来的发展如何，长城作为一个多面的中国象征仍会屹立在那儿，同时又像一面镜子，照出外部世界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异想蹁跹”。长城对研究者来说只是一个对象，而对评论者来说却是他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为这类主题的著作写书评，当然不可能只看到它“学术”的那一面。

    这就是学术书评的第三重视野，那就是当下学术界风气的把握、回应与针砭。关于风气，以及理论以及方法这类这些抽象问题的讨论，当然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不过书评是有所见而云然，而围绕具体的学术成品来探讨成败得失，往往会好过脱离内容的隔空打拳。有了这重观照，书评就超出了具体问题的往复讨论，而具有了独立的价值。但是，以这三重视野来要求，也会使学术书评的写作难上加难。从这点来说，学术书评并非随手点缀即可成篇的小道。它理所当然地也是“著述”之一种，而且对于某些问题的讨论而言，还是最佳的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