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坠落 让鸟儿飞翔

    去年12月在伦敦，一本书创造了世界图书拍卖的纪录：730万英镑。这本书既不是《圣经》的古本，也不是达·芬奇的手稿，而是美国博物学家奥杜邦的Birds of America（中译本名为《飞鸟天堂》）首印本。奥杜邦是何人？他的书为什么如此价值连城呢？

    一个“鸟人”的传奇

    奥杜邦1785年生于西印度群岛的海地。父亲原是法国军官，后来在海地经营甘蔗种植园。奥杜邦是他的父亲在海地的私生子。在老奥杜邦把儿子带回巴黎之前，奥杜邦的生母病逝，幸运的是，当奥杜邦来到巴黎后，他的继母，也就是老奥杜邦的合法妻子对他视如己出，甚至溺爱有加。1813年，奥杜邦随父亲移民到美国费城。从那时起，他开始了观察和图绘鸟类的生涯。

    经过十几年在美国东部和中部的艰苦游历、观察和绘画，奥杜邦的绘画艺术臻于完美，他计划出版他的作品。但他没有钱，而费城的有钱人也没有愿意出资相助的，他决定去欧洲寻找资助者。1826年他用妻子的积蓄来到欧洲，多少出乎他的意料的是，他的作品立刻得到了英法上流社会的热烈赞誉，他成了伦敦、爱丁堡、巴黎等地艺术沙龙的座上宾。他很快就得到了赞助人和大量预订者。更重要的收获是，伦敦的罗伯特·哈维尔愿意为他的绘画翻刻铜版。哈维尔是一个出色的刻工和艺术家，他翻刻的铜版完全可以和奥杜邦的原作相媲美。第一批出版的版本被称为双象版，宽29.5英寸，高39.5英寸，是史上最大的印刷图书。

    之后，奥杜邦开始准备他的另一本杰作《北美四足兽》（中译本名为《走兽天下》）。起初他在1842年申请政府资助他去落基山考察，但申请未果。第二年他成功获得了美国毛皮公司的资助，和两个儿子以及老友比兹曼（他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奥杜邦的两个儿子）前往密西西比河，最远到达了黄石河。三年后，当奥杜邦完成了一半的作品时，他的视力衰退，意识也开始昏聩，不得不停下来，从此就再也无法拿起画笔了。1851年1月27日，奥杜邦安详地去世。剩下的工作由他的两个儿子和比兹曼完成。

    奥杜邦在生前就已经蜚声欧美。他被古老的英国皇家学会和林奈学会聘为会员，法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居维叶对他赞誉有加，当奥杜邦在英国巡回演讲时，达尔文在聆听的人群之中。但他更大的荣耀还是在随后的两个世纪。是他的著作激发了全美国人民对自然的兴趣，无数条街道、城镇、公园用他的名字命名，纽约有奥杜邦剧院，落基山脉有奥杜邦峰。1905年，美国奥杜邦协会成立，旨在观赏和保护鸟类，是一个“鸟人”的群体，如今该协会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民间鸟类保护协会。

    毫无疑问，奥杜邦虽然取走了他所图绘的鸟儿的生命，但通过艺术又为之灌注了更加唯美、更加动人的生命力，而这些作品的力量将鼓舞此后几百年的人们去热爱这些大自然的生灵。

    鸟类肖像师

    奥杜邦是位鸟类写照的大师，就像达·芬奇、伦勃朗精于人类肖像一样。人类绘画飞禽走兽的历史甚至比绘画人类本身的历史还要悠久，法国拉斯科岩洞的野牛就是明证。古埃及壁画上的大雁，克里特岛壁画上的海豚……人类描绘鸟兽的传统从未断绝。飞禽走兽草木花卉在欧洲绘画的经典中也屡见不鲜，例如波提切利的《春》里面有几十种花卉，提香的《酒神巴库斯》里有来自非洲的狮子和猎豹。但它们都是画家点缀画面无足轻重的东西，所以，毫不奇怪，大画家丢勒在《圣哲罗姆》中画的那头狮子看起来完全失真。

    将动物作为画面的主题，以精确写实为目的，并且以此为主业的画家是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动物绘画的独立是随着当时英国博物学活动的蓬勃开展而出现的。古尔德、比维克开启了英国以及美洲殖民地的鸟类绘画传统。美洲的鸟类画家出现得也很早，1731-1743年间马克·凯斯比就出版了《卡罗莱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的自然史》，是美国真正的鸟类学之父。但他呆板枯燥的欧洲画风并没有直接影响奥杜邦。奥杜邦之前美国最有名的鸟类画家是亚历山大·威尔森。他的插图本《美国鸟类学》比奥杜邦的鸟类图谱早问世二十年。这位祖籍苏格兰的诗人曾经在路易斯维尔和年轻的奥杜邦有过一次会面。奥杜邦的画稿让他大为震惊，他意识到这将是他最强劲的竞争者。而事实上，奥杜邦后来的声望完全压倒了威尔森。同样，泰坦·皮尔、亚历山大·里德、乔治·怀特等当时的鸟类画家也被奥杜邦的光芒所掩盖。

    奥杜邦激发了更多的天才成为鸟类的肖像师。其中20世纪上半叶的路易斯·阿加奇兹·弗奥提斯是最为杰出的。不过他的画风更多地受到英国画家的熏习。他的画比奥杜邦的作品少了些装饰性，但更写实。评论家说，弗奥提斯的画更多地呈现了被画的鸟儿，而奥杜邦的画更多地呈现了画家本人。弗奥提斯一直没有自己撰写一本鸟类学著作，而是为很多其他作家配插图，这让他感到很厌倦。他希望能创作更像“伟大艺术”的巨幅油画，而且他也确实在1925年纽约的美国自然博物馆展出了这样一幅角鴞的油画。但他终究壮志难酬，1927年他从埃塞俄比亚写生回来后遇车祸而亡。

    跟弗奥提斯同一个大雇主的艾伦·布鲁克与弗奥提斯瑜亮互现，共同造就了那个巅峰时代。之后的美国鸟类画坛基本上是在弗奥提斯和奥杜邦两种大风格下蓬勃发展。奥杜邦和弗奥提斯的时代，他们只专注于鸟类，并不善于描绘周围的植物、环境和风景，所以一幅画往往需要别人补画。而现当代的画家则更多地将鸟类和生境融合在一起，并且特别重视对动态和戏剧性场面的捕捉。摄影技术的高度发展并没有终结鸟类绘画的势头，相反颇有一批原来从事摄影、纪录片和广告设计的人拿起画笔，成了出版界和画廊的宠儿。

    中国的奥杜邦在哪里？

    和美国当今繁荣的博物类绘画局面相比，中国的情况可谓惨淡。其原因大概有三。

    其一，传统因素。中国的博物学传统悠久而完整，从《山海经》、《诗经》到《尔雅》、《博物志》、《水经注》再到《本草纲目》、明清笔记等等。中国绘画史上善画草木虫鱼的画家也多不胜举，韩干的马、李公麟的牛、赵佶的禽鸟、郑燮的竹子、齐白石的虾等等，至少在五代、两宋的宫廷画院里，花果和翎毛都是专门的画科。画院的画家具有高超的写实技巧。宋人画正午牡丹时，牡丹下的猫眼睛也是一条细线，足见画家观察之精微。现在看黄筌父子的甲虫、崔白的禽鸟、赵昌的蛱蝶，其细致精美甚至在19世纪欧美的博物画家之上。有研究者也认为奥杜邦至少有一些作品可能是模仿了中国的花鸟画册。但从宋到元明几百年间，文人画传统压倒了精工富丽的院体画传统，山水画的地位压倒了花鸟画。形似的要求不断降低，最后“不似”反而成了法度之一。所以我们看到了八大山人那些古怪的鱼鸟，看到齐白石的虾故意少一条或两条腿。

    在西方，虽然圣像画、风景画、肖像画、风俗画、静物画在各个时期地位有升有降，但其各自的价值没有相互替代，即便在印象派和抽象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写实作品也同样受到文化上层的认可。而在中国，绘画评价标准渐渐单一化，导致除了高雅的山水画之外其他的画种都等而下之。“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古训只有后一半生效了。

    其二，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制约。中国的乡村虽然在大自然中，但普遍低乏的科学素质阻碍了人们认识自然的美丽，而中国的城市则没有真正的“自然”和“生态”（随意引进的外国草坪和装点门面的放养水禽是不算数的）。我们的教育里，很少去培养孩子们“爱自然”。同时，也没有让孩子们去给大自然写照的训练。

    这不是泛泛的批评。因为西方博物学绘画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遍的自然教育和艺术训练。美国的画鸟名家有很多是专业鸟类学家，绘画是他们的业余爱好。相形之下，中国的生物学家们能够画画的就太少了，而能达到画家水准的还闻所未闻呢。

    其三，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单一性。西方的博物画家，有几种途径经营自己的人生。其一，出版画册、观鸟指南、插图、日历等；其二，为博物馆、杂志、电视台、广告公司等机构提供平面或影像服务；其三，在画廊出售作品。毫无疑问，这三个领域的市场，在中国都还非常孱弱。尤其在美术界，那些写实地描绘花鸟虫鱼的作品不大可能被看做“艺术”，因而也就难于进入商业画廊。

    在中国争论博物绘画是否是纯艺术多少有点矫情，因为对于中国的博物爱好者而言，保护本身还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未完成时。从《可可西里》到最近截获大批被猎杀的血雉的报道，都让我们明白，我们还处在一个“让子弹飞”的时代。

    奥杜邦在晚年时回首当年为了获得绘画标本而猎杀那些鸟儿时极其难过，他把自己精美绝伦的作品作为心灵的救赎。而这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事情。中国还要多久才能出现一个奥杜邦式的人物，还要多久才能拥有一个鸢飞鱼跃鹿奔狮啸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