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学”别解

    近见《文艺报》载文：《“绝学”不能绝，这是我们的根》（该报2010年12月8日转摘《光明日报》）。由“和”字被评选为“最中国”的汉字，引发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就这样和绝学发生着联系”。读之不由赞叹：信哉，斯言！

    那么，何谓“绝学”？文章以甲骨文字为例，在阐明“绝学”之文化功绩的同时，指出，“绝学，是面临失传的濒危学科的统称。”我以为，这个界定（或曰“定义”），从字面上看，似乎表述了该学之所以称“绝”的特质；不过，就学科而言，则是将研究的主体与其所研究的客体等同了起来。打个比喻：华南虎固属濒危动物，但研究华南虎却并非“濒危学科”；或者正相反，因为濒危，故其被发现与研究，愈成了“热点”。同理，作为汉字之“根”的甲骨文在殷墟故址被发现，实为近世学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因为有了这个“新发现”，于是产生了一门“新学问”：甲骨学。

    这是一方面，甲骨文字确属濒危的文化遗产，如果不去抢救发掘，考释研究，就有失传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甲骨学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以来，却成了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性的“显学”；不仅造就了举世闻名的“甲骨四堂”，而且吸引了近现代迄于当世，最有才华、最为杰出的考古、历史、文字，以至天文、博物、舆地等诸多领域的第一流学者；他们不畏冷辟、不懼艰深，敢于“染指”、勇于攻关，破谜解难，不断创新，充分表明：甲骨学既为一门“新学问”、一个新学科，绝非“濒危”，而是历经世纪更迭，益显方兴未艾！

    所以，我想以“甲骨四堂”之一的观堂王国维为例，对开头所说“绝学”，从别一意义——甲骨学之创建与贡献上略作补充性解读。

    1927年王国维“自沉”，梁启超手捧鲜花，亲率清华研究院诸生，来到王国维墓前祭拜，并发表了著名的《墓前悼辞》，说：

    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不是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字。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但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

    这里，将“研究甲骨文”，称为“他的绝学”。其意盖可析而为三：学播世界，贡献巨大，一也；同时代甲骨文研究虽有名家，但若论“发明”，他人难与匹比，二也；后起的研究者尽可以人才辈出，但要“矫正”他的研究，绝非容易，三也。综而言之，就是甲骨文字的研究，乃是王氏一生学业中最为卓绝的贡献，是我们称之为“观堂之学”的精华中之精华。

    不惟如此。陈寅恪在其被广为传颂的长篇排律《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更赞曰：“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诗中所谓“绩溪胡”，殆指胡适，是他荐举了“大儒”王国维就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传绝业”，则是指王国维讲学清华，主要讲授其运用金甲文字以考证商周古史的业绩，此即享誉学界的《古史新证》中之“二重证据法”。括而言之，梁氏之“绝学”与陈氏之“绝业”，异其辞而义则一；“绝”者，非比寻常、出类拔萃，皆指甲骨文字研究（包括以金甲文字“考史”），其业卓越，其学超凡。

    准上所述，称甲骨学为“绝学”，如果指该学科的客体，亦即其“面临失传”的研究对象——甲骨文，谓之“绝学不能绝”，这是对的；但就学科的主体，即其研究者而言，在我看来，那应该是继往开来，绝学不绝。当然，借“绝学”以“震其艰深”（鲁迅语），“玩甲骨”附庸风雅，乃至欺世盗名，那无论过去，抑或今后，就非惟不足置论，且当鄙弃的。这是须作说明的第一点。

    尚须说明的第二点，以“绝学”为“濒危”、“失传”，实乃“其来有自”。例如，久负权威的《辞源》“绝”字条目中“绝才”、“绝技”、“绝手”之“绝”，分别释为“非凡”、“超群”、“绝等”；惟独“绝学”、“绝业”之“绝”，释为“弃绝”、“中断”；这后二“绝”释义，若取以与梁、陈二氏诗文参比，是否有失“绝对化”的偏颇？谨一并提出以就教于读者，并供《辞源》修订参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