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罗振玉《读贞卜文字札记》手稿述略

    1914年，罗振玉完成了《殷墟书契考释》这部在甲骨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但由于初印本系王国维代抄影印，于是便出现了该书是王著罗氏花钱买著作权，以及罗王合著等种种传言。直到1956年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一书出版，传言才渐渐平息。陈先生在书中指出：“1951年我得到《考释》的原稿本，都是罗氏手写，其中书头上常注有某条应移应增改之处，并有罗氏致王氏便签，请其补入某条者，称之为‘礼堂先生’。《考释》的纲领和分类次第，与罗氏以前诸作实相一致，不过有所改善而已。在编作中，二人对细目的商榷则确乎是常有的，由稿本与初刊本相较，王氏在校写时对于行文字句的小小更易是常有的，但并未作重大的增删。”从而确证了《考释》一书为罗振玉的独立研究成果。最近，我们在整理旅顺博物馆藏罗振玉手稿时，发现了一部罗振玉写于1913年的《读贞卜文字札记》手稿，我们初步认为该《札记》正是《考释》一书写作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对书中要写的重要内容的简要提示。不仅可以作为陈梦家先生前论的注脚，同时也为后人了解罗振玉先生《考释》一书的写作情况，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材料。

    《读贞卜文字札记》手稿系用日本美浓纸印刷的蓝色直行稿纸书写，边框纵18.6厘米，横12.8厘米，半页12行。（与《考释》用的是同一种稿纸）封面左侧是罗振玉用行楷书题写的《读贞卜文字札记》，右署《古官印集存目》。（该手稿前半部分为研究甲骨文札记，后半部分为罗氏撰写的古官印目录）扉页用楷书署“宣统五年岁在癸丑”。所谓“宣统五年”即民国二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于该年10月携家人与王国维一家东渡日本，1912年1月，清宣统皇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罗振玉应当知道大清王朝已经崩塌，此署恰好反映了他作为清朝遗老的特殊心态。该《札记》不见各家著录，亦不曾有人提及，但确是罗氏甲骨文研究历程中的重要环节。下边作一简要分析。

    罗振玉到日本后住在京都，平时除了与日本京都大学内藤湖南等少数汉学家进行学术交流外，每天以著述为主要生活内容。1912年冬季他利用旧稿重新编写《殷墟书契前编》8卷，他在自序中说：“丧乱以来，忽已匝岁。天即出神物于斯文垂丧之时，而予又以偷生忍死之余，仓皇编辑，斯世谁复有读吾书者？亦且抱此遗文，以自慰藉而已。”并自号“商遗”，还将自己的居所名之为“殷礼在斯堂”。罗振玉绝非是闲居无聊才重新编辑《殷墟书契前编》，从他后来在日本所做的有关甲骨文研究来看，说明他此时已经有了一个系统研究甲骨文的庞大计划。这个计划不仅有客观需要，也是他甲骨文研究和资料收集的必然结果。首先，1910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为他在学术上赢得了国际声誉，也代表了当时甲骨文研究的水平。其次，此时罗振玉搜集甲骨近20000余片，并搜集大量的拓本及影印本，可谓占有了充分的研究资料。另外，他此时已不再是清朝学部官员，而是一个侨居异国他乡的学者，客观上他有进一步深入甲骨文研究的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促使他对甲骨文及商代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创作出《殷墟书契考释》这部甲骨学史上的巨制。这一点，他在《考释》一书序中也有所表露：“宣统壬子冬，予既编印《殷墟书契》，欲继是而为考释。人事乖午，因循不克就者岁将再周，感庄生吾生有涯之言，乃发愤键户者四十余日，遂成《考释》六万余言。”应该说，从1912年末重新编订《殷墟书契前编》的同时，罗振玉便开始着手进行甲骨文的系统研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基础工作大体完成，1914年集中四十多天一鼓作气予以写定。新发现的1913年《札记》手稿，可以证明这一点。

    《读贞卜文字札记》手稿共有近70条，每一条都十分简略，主要是提示性的笔记，可以说是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要点，以及重要引文的出处。通过与《殷墟书契考释》一书的比较，可以认为《札记》正是《考释》写作前的初步成果的一部分。据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介绍，罗振玉《考释》一书是在1912年-1914年间完成的《贞卜删订本》和《贞卜手稿本》（二书均未出版）的基础上写定的。并指出在《考释》一书的八章中，除了第六章“卜辞”和第七章“礼制”是新写的，其余六章都是上述二书的增删，陈先生所言甚是。新发现的《札记》手稿，除了纲要式的提示了各章的一些重点，主要内容是通过《周礼》等文献探讨殷商礼制。正如罗振玉自己在《殷墟书契考释序》中所谈到其研究途径时所说：“先考索文字以为之阶，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可识之文遂几五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途径渐启，扃鐍为开。”此序印证了陈先生的分析，即前二书他的主要工作是对文字的考释，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开始考求典制，即通过周礼等文献探求殷商的制度，《札记》手稿的重点恰好是对典制的探索。如在《考释》序第一条商代“帝系”中，对“文武丁”等商王的名称考订时说：“商自武汤 逮于受辛，史公所录为世三十，见于卜辞者二十有三。史称大丁未立，而卜辞所载祀礼，俨同于帝王。又大乙羊甲卜丙卜壬，校以前史，并与此异。而庚丁作康祖丁，武乙之称武祖丁，文丁之称文武丁，则言商系者之所未知。”这在早期甲骨文研究中确实是一个重要发现，对印证《史记》所载世系有重要价值，同时也通过甲骨文的记载，纠正了太史公的误记。《考释》第七章“礼制”中指出：“诸文中其且乙且丁且甲康且丁武乙合祭者，既有且丁，又有康且丁。今以商之世次推之，且甲之后武乙之前为康丁，知康且丁者，即康丁也，而卜辞中称文武丁者二，武祖乙者二，康且丁者八。以此推之，知文武丁即文丁，武且乙乃武乙矣。前帝王篇未载文丁，据以补此一世也。文丁《史记》作大丁，《竹书》作文丁，据卜辞则《竹书》是而《史记》非矣。”上述内容在《札记》手稿中，只是做了简要的提示为：“武且丁，文武丁、康且丁。”没写任何解释文字，说明他已经作了较深入的研究，这里只是为写《考释》所作的提示。再如《考释序》第三条“祀礼”，在介绍该书通过甲骨文探讨周朝祭礼与殷商的异同时说：“王宾之语，为洛诰所基，骍牡之荐，非镐京始韧。”就是说周朝祀礼源于殷商，但又有所更易。《札记》手稿中仅提示了七个字：“洛诰。朝至于洛师”。同样是十分简单。为便于了解《札记》的写作特点，我们比较一下其所提示的原文内容。原文出自《尚书·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孔注：言王当始举殷家祭祀以礼，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礼文者，而祀之。”用一句话提示众多内容，是该《札记》的一大特点。

    《札记》手稿中的主要篇幅，是通过《周礼》等文献，探讨甲骨文中所揭示的殷商社会制度。如他在《序》中第五条“官制”中说：“卿事之名，同于雅颂。大史之职，亦具春官。爰及近臣，并符周制。乃知姬旦六典，多本殷商。”《札记》中有数条从《周礼》等文献中摘引的例子，如“大司徒，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周礼·天官·内宰》：职正其服位。贾疏：夏殷之礼爵命不及于士。”“《王制》谓：圭田无征。彼是殷法。”等等。《札记》中的内容，大多在《考释》一书中有所展现。

    除了对礼制的探讨，《札记》中也有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如“瘳”字、“祷”字、“凡”字，及后边“濯”字、“谢”字等。这里我们着重介绍一下“(见图1)”字，借此可以看出罗振玉考释文字的方法，及反复琢磨的过程。“(见图1)，疑‘牲’。《周官》膳夫供牲，郑注：将用之四牲，象人执戉者，疑‘(见图2)’字。又疑‘兵’字，俟考。《周官·地官》：充人职掌系祭祀之牲牷。贾注：祭祀之牲皆体全具。又云：则系于牢‘芻’之三月，贾注：此养牛羊则谓为牢”。一字而先后考虑了四种释义，但这还没有给出最终结论，还在进行思考。在《札记》中的后边，罗振玉终于给出了结论性的意见：“古之盟誓，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之上而埋之，(见图1)，疑此义。又古者有瘗牲礼。”罗振玉比较倾向于这种解释，在《考释》一书第五章中，他便用了这个释义：“《周礼·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泽，此字象掘地及泉，实牛于中，当为貍之本字。貍为借字或又从犬。卜辞云：贞(见图3)三犬尞五犬五豕卯四牛。貍牛曰(见图1)，貍犬曰(见图3)，实一字也。”通过“貍”字的考释，我们看到罗氏考释文字的方法，除了“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同时也运用古代制度考索甲骨文的释义。

    总之，新发现的《读贞卜文字札记》手稿，是罗振玉撰写《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对了解《考释》的写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