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仙窟》诸本

    初唐作家张鷟（字文成，638—730），深州陆泽（今河北省深县）人。张鷟为人幽默风流，作品追求时尚，讲究大众趣味，一度大行于世，并且声名远播，早在开元年间即已东传至日本，后来在国内反而保存得不多；他的骈体传奇文《游仙窟》甚至完全失传，直到清朝末年才由日本引进回来。

    日本方面有《游仙窟》的多种钞本和刊本，其中主要的有——

    京都醍醐寺三宝院藏康永三年（1344）钞本，后有日本古典保存会1926年影印本

    名古屋真福寺宝生院藏文和二年（1353）钞本，后有日本贵重古籍刊行会1954年影印本

    江户时代（1603—1868）初期无刊记刊本，后有日本和泉书院1983年影印本

    庆安五年（1652）刊本

    元禄三年（1690）刊本，称《游仙窟钞》，分作五卷，有插图。此本最为通行，后有多种翻刻本

    到20世纪初，中国学者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开始著录此书，国人始知《游仙窟》尚存于天壤之间，于是重新引进，先后出版了多种刊本，其中主要的有：

    1928年海宁陈氏慎初堂校印本，收入《古佚小说丛刊》

    1929年北新书局版，章矛尘（廷谦，笔名川岛）校点。后有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为“鲁迅作序跋的著作专辑”之一

    1931年神州国光社《唐人小说》本，汪辟疆校点。后有多种重排新印本

    1955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社版，方诗铭校注

    2010年中华书局版，李时人、詹绪左校注

    诸本中以晚出的中华版《游仙窟校注》为最佳；而章矛尘校点本在出版史上最为有名，因为此本有鲁迅先生的序言，其校点中又包含了鲁迅以及周作人的不少意见。

    鲁迅20世纪20年代在北大、北师大讲授中国小说史时已注意到这篇作品，他从老朋友沈尹默那里得到元禄本《游仙窟钞》的一个翻刻本（详见《鲁迅日记》1922年2月17日），于是在教学用的早期讲义《小说史大略》中即已提到此书；稍后正式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则提到“文近骈俪而时杂鄙语，《唐书》谓‘鷟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秽，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重金购其文’，殆实录矣。”可知张鷟乃是当时很有创新精神的前卫作家，语言比较通俗，知名度很高。

    鲁迅的同乡小友章廷谦（矛尘，笔名川岛）对《游仙窟》大感兴趣，打算校点印行，鲁迅很支持他，拿自己所藏的日本版《游仙窟钞》两本借给他，用作校点的底本。章廷谦据鲁迅借给他的底本加以整理，写成初稿，抄写在“北京大学日刊稿纸”上，共18页，后来丢失了开头的三页，现在影印出来的只有15页。抄手不知何许人；上面有些校记和符号，则出于章先生的手笔，内容多为订正抄手的失误，也有的地方对原文表示怀疑。章先生后来回忆中提到，鲁迅先生之后又校订了一遍，并写了一篇短序。

    经过鲁迅校正的这一份手写本，现已收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四函第四册。从这里可以看到，鲁迅的工作多半是订正原抄之误和章校之误，所用的方法主要是本校法和意校法。例如第12页原抄有“霹雳之后难为雪”，鲁迅校语曰：“雪，应作雷。”又如第15页原抄有“手指从君把，腰支亦甚回”，鲁迅校曰：“甚，当作任。”这些意见后来都得到了日本古钞本《游仙窟》的印证。章校有些意见是用红笔在认为有错误或有疑义的字句上作记号，其中颇有本来不误而章校疑其有误者，鲁迅径加订正。如第12页“下官遂作而谢曰”句，章校于“作”字旁边用红笔打一“×”；鲁迅的批语道：“作，起也。不误。”这些意见无疑都是正确的。

    不过鲁迅当时手头也没有多少资料，所以有若干校记不免是推测性的，难以定其是非。如第15页原抄有“舌子芬芳，顿疑钻破”，鲁迅校曰：“顿字恐误，或是頭（头）字。”这一回他想得不对，据醍醐寺本乃是“颊”字。形容舌吻而说“颊疑钻破”，是张鷟文字“浮艳”“芜秽”的典型表现，也是他当时大受欢迎的原因。

    通观鲁迅的校记，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还有许多问题他一时也解决不了，因为这必须校以善本，而他本人手头上并没有别的本子可用。

    鲁迅将所作序言以及加上了许多批语的原抄件寄给章廷谦时，告诉他一个重要的消息：“前闻坚士说，日本有影印之旧本一卷，寄赠北大，此当是刻本之祖，我想将来可借那一本来照样石印，或并注而印成较阔气之本子也。”（1927年7月7日致章信）稍后他又指示说：“《游仙窟》我以为可以如此印。这一次，就照改了付印，至于借得影印本后，还可以连注再印一回，或排或影（石印），全是旧式，那时候，则作札记一篇附之。”（1927年7月28日致章信）鲁迅之所谓“影印之旧本”指日本古典保存会于大正十五年（1926年）影印的日本醍醐寺藏康永三年钞本《游仙窟》，当时称为寺本，此本为现存《游仙窟》完整诸本中之最早者。《游仙窟》的刻本以庆安五年带有附注一卷本较早，影响也最大；至于鲁迅借给章廷谦作底本用的《游仙窟钞》则是晚出的一个坊刻本，据元禄三年本重刻而成，此本分作五卷，有和文注释，又有插图，在日本流行最广。所以，对章廷谦的工作来说，可以找到而又具有校勘价值的首先是寺本，其次是庆安本。既然北大已有影印的寺本，自当取校。鲁迅信中说的“照改了付印”，就是指依寺本校改后付印。章先生后来完全按鲁迅这些意思做了。

    当时章先生在杭州，无法利用北大新近得到的寺本之影印本，于是写信给一直在北大的老师周作人，请他帮忙。周作人答应由他就近用醍醐寺藏本的影印本来校底本。他用对校法解决了许多问题，先前鲁迅意校的意见大部分得到了寺本的印证；同时订正了底本多处的衍、夺、误、倒诸问题，解决了不少疑难。

    章氏的工作本经鲁迅、周作人兄弟先后校订过之后，水平大为提高，鲁迅敦促他及早付印。此时鲁迅又从朝鲜方面找到庆安本《游仙窟》，特意亲自用恭楷钞写了一份，寄给章廷谦供他在定稿时参考，时在1928年初。这份抄本凡三十九页，每页十行，行二十二字，书法精严。此本由章氏珍藏，装池后封面有魏建功的题签：“鲁迅先生手写游仙窟  川岛珍藏  廿六年十一月建功敬署于北平”。正文第一页右下方有朱文印三方，文曰“红绒馆章”、“矛尘”、“道墟章家红绒馆”。卷末有周作人、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诸家的跋语，均写于1937年冬至1938年夏，已在鲁迅身后了。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钞本，文献价值极高。周作人跋中说：“豫才勤于钞书，其刻苦非寻常人所及，观此册可见一斑。” 

    川岛校点本《游仙窟》渗透着鲁迅大量的心血，这个本子可以看作是《唐宋传奇集》的外编，而鲁迅为该本所作的序言则可看作《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的外编。现在将鲁迅手校手抄的两份文献与《唐宋传奇集》手稿一起收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四函，是非常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