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流经济学的视野黑洞及其秘密

    《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迈克尔·赫德森著，贾根良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48.00元；

    《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著，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52.00元

    《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下卷），[挪威]埃里克·S·赖特纳、[中国]贾根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68.00元

    一

    演化经济学家贾根良在《保护主义》的“译者序言”中说，“2007年秋，笔者和一位博士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包括中文和翻译成中文在内的所有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教科书共计32种，结果非常遗憾地发现，除了一本教科书在谈到凯里时提到了‘美国学派’这一概念外，许多教科书甚至没有介绍任何一位美国学派的成员。”实际情况确实如此。“那些对美国工业政策的制定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不仅没有在今天的教科书中出现过，甚至在有关那个时代的历史研究中也几乎从没有出现过。由于拒绝与今天正统的自由贸易学说相对立的保护主义经济学，历史学家们使美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成了一个黑洞。”（第316页）

    美国主流经济学及其支配下的经济思想史为什么要让 “美国学派”消失于视野黑洞之中？熊彼特解释说，这一学派“对分析作了负贡献”，其中的代表人物“凯里的理论一钱不值”。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的解释更傲慢：“当经济理论发展到今天的完善状态时，如果某些思想不再被人们所拥有，那是因为它们在智力上是有缺陷的。”（第二版序言第3页）

    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傲慢只是让“美国学派”消失于视野黑洞中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或许更根本。进入20世纪，美国经济由昔日英国经济“担水劈柴的粗工”（李斯特语）而跃升为世界霸主，此时只有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才能与美国经济的新需要相匹配，“美国经济战略家”对此心领神会。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学派”必须退出人们的视野，否则，其他国家依此操持自己的经济发展，美国的经济自由会增大机会成本。由此看来，让“美国学派”消失于人们的视野黑洞之中，是“过河拆桥”以自保自肥的聪明之举。

    学院化经济学的学科性自私，在把“美国学派”推入视野黑洞的过程中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伤心故事”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的自然科学被奉若神明，在学术岗位、待遇、经费和社会认可诸方面处于强势，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人文社会科学被挤压，生存成了问题。经济学为了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争夺上述生存资源，便把本与自然科学风马牛不相及的自身强行打扮为科学，一定要攀上自然科学这一刚“阔起来的远亲”。强调历史、制度、地域和国家经济独立自主等因素的“美国学派”成了必须被清除的障碍，因为上述因素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被超越时空的形式化抽象掉。貌似科学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确实取得了统治地位，“美国学派”则被推入人们的视野黑洞之中。

    二

    “美国学派”的经济思想与美国经济崛起之间有必然联系，它是“美国工业（产业）霸权的设计师”（第二版序言第2页）。美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

    我们遇到了与“美国学派”面临的处境相类似的情况。美国当时由于过度依赖英国市场而使自己的经济结构处于不健康和不安全的境地；中国的经济结构由于过度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而受制于人，作为这一经济体“担水劈柴的粗工”，我们的发言权总是被别人所左右。此种情况使我们对“美国学派”产生好奇之心：这个视野黑洞中有什么“锦囊妙计”？这个“锦囊妙计”是如何使美国迅速摆脱被英国经济套住的困境，进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保护主义》为我们揭示了这一视野黑洞中的秘密，展示了作为秘密的“锦囊妙计”。

    第一，任何经济理论都具有非普适性，经济学的本性使然，它必须与国家经济发展的特定需要相适应。（第61、75页）

    第二，经济学在本质上是治国方略的科学（第179页），经世致用是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基于此，经济学不顾及制度、历史、文化、地域、国家经济独立自主等因素，便是离自己的本质而去（第82页），实际是经济学的异化。

    第三，经济学研究离不开逻辑演绎等辅助性手段，但它最基础和最根本的方法是从实际出发（第112页），与现实无涉的经济学演绎是“李嘉图恶习”（熊彼特语），它能满足智力博弈的好奇心和得到同行的喝彩，甚至被诺贝尔经济学奖神化，但相对于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而言，这样的经济学研究百无一用。

    第四，坚决反对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经济悲观主义，极力主张经济乐观主义，此种立场的根据是生产力发展的无穷尽（第22、27、71页），经济自信心是做到经济独立自主和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第五，“美国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导致了经济政策的别具一格和经世致用，正是这些政策使美国经济迅速走出被英国经济套住的困境，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择其要者有如下内容：经济独立自主论（第18、32页），国内经济均衡论（第23页），制度内生变量论（第90页），国家设计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论（第179页），贸易保护手段论（第43、79、83页），阶级利益和谐论（第13、16页），和高工资优越论（第227-228页）。

    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较，这些政策不能登“大雅之堂”，它们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性说教（实际是忽悠）针锋相对。事实胜于雄辩。正是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政策使美国经济发展到让英国经济“俯首称臣”的水平，世界经济的霸主由英国变成了美国。

    三

    由于“美国学派”面临的境况与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类似，更由于它使美国经济走出了仰英国人鼻息的困境，我们应该关注它，研究它，以便为我们摆脱困境提供智力启发和政策主张方面的借鉴。笔者只说两点，借以抛砖引玉。

    在经济自由主义的说教中，劳动者的工资被放到与企业主和地主争利得的位置上，结论不言自明：劳动者的高工资意味着企业主和地主的低利得。这种思想变为经济政策甚至国家法律，劳动者总是处于弱势被动的境况中。把这种状况用经济学术语表达，便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美国学派”的观点与此相反。它不是从“三人分馅饼”的“店主”心态而是从国家经济战略的高度看等劳动者的工资问题，认为高工资与高效率进而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正相关关系。（第149页）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低工资论和“美国学派”的高工资论，哪一种对经济发展有好处？美国经济赶超英国的历史事实表明，高工资论才能真正促进国家经济健康而不是虚肿畸形地发展。第一，高工资使劳动者的身心健康、精力旺盛和心情愉快，劳动效率高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第二，劳动者的高工资使国家经济的内需旺盛，国内经济运转正常，不必为产品出口发愁因而不会受制于人。第三，劳动者的高工资使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强劲有序，成本降低，经济发展可持续。高工资的好处还可列举不少，但上述三点足以说明问题：“美国学派”的高工资论具有国家层面经济战略的启发意义。当我们固守于美国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内需不旺和经济运转不健康而发愁时，“美国学派”的高工资论正好是解困除危的“锦囊妙计”。

    “美国学派”为了改变自己相对于学院派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弱势地位，采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其中之一是建立能传播经世致用性经济思想的商学院，这样的学院中有现在仍是声名赫赫的沃顿商学院。它的办学宗旨是：探讨“一个伟大的国家怎样才能尽快实现独立自主，在农业、采矿业和工业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并且要能够满足本国的需要”；“必须坚定地主张并论证各国必须关心自己的利益，有必要让各国以一切恰当的方式坚守工业和金融的独立性，以及国家肩负着自卫的权利和义务”。（第18页）上述宗旨可用一句话概括，美国经济学的使命是探讨如何尽快摆脱国家经济过度依赖英国市场的困境，真正使国家的经济独立自主，而不是仰英国人的鼻息讨生活。“美国学派”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因为它的政策主张确实使美国经济摆脱了困境，真正做到了独立自主。

    我国的经济结构是出口导向型，它高度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经济为国家积攒了好看不中用的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血汗结晶之一。如何消化它？国家发愁，学者非议，美国人得便宜卖乖，用心险恶地指责和施压，我们的应对办法不多。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结构不能使国家的经济运转做到独立自主。尤其应引起关注者还有如下事实：为了使国家经济暂时地正常运转，出口低端且物美价廉的产品成了重中之重。希图增大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便不惜血本地降低产品价格，外国消费者享受了本不该享受的“隐形补贴”，我们的产品价格中有大量成本未被计算在内。第一，资源价格定价过低的损失部分；第二，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第三，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成本；第四，由于工资过低、劳动强度过大和异地务工等原因导致的社会摩擦、社会问题的治理成本；第五，经济结构的转型成本；第六，巨量外汇储备的风险控制成本。上述六项未必完全，但它们活生生地告诉我们，国家层面的经济不能独立自主，一国范围内的经济不能均衡，其损失会有多大，风险会有多大，扭转这种局面的成本会有多大。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美国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拉下神坛，虚心地向“美国学派”学习呢？行之有效且已被历史事实验证的“锦囊妙计”就在那里明摆着，即国家经济结构层面上的独立自主。

    上述文字主要涉及相对于英国经济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言的美国经济和“美国学派”，但笔者认为这有普遍意义。凡是赶超型的经济体，以“保护主义”冠名的经济思想都是避灾趋胜的“锦囊妙计”。英国之于汉萨同盟和荷兰的情况是如此，美国和德国之于英国的情况是如此，日本之于英国、美国和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到它们的经济实现现代化并处于强势了，又举起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旗以惑众，此为“过河拆桥”以自保自肥的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