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隐微见素心

    “人与岁月丛书”：灰娃《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熊景明《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赵铁林《我的“老三届”岁月》，韩秀《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傅宁军《李敖：我的人生不可复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

    家庭合影里一个总是埋着头的羞倔男孩，深夜燕京大学四院宿舍前怀着感激的心听下水道流水淙淙的女孩，冒雨看望生病女伴获赠一枚五彩玻璃球的小男孩，行军途中军帽上停了一只喜鹊的十二岁少女，被女友母亲杵着碗里的元宵诅咒后吞药的青年，带着晚会上西班牙舞领舞者的淡妆和男友拉手坐在公车角落里的混血女孩……日出月落，花谢花开，谁会惦念他们后来命运的璀璨与逆转，谁会记得他们当年的风采与寂寞，除了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朋友？

    但是，时代的仓促到底带不走内心的牵挂，岁月的淘洗终究磨不灭记忆的刻骨——“我经历，我记得，我书写”，平凡的写作者，于繁华落尽之后，怀良史之心、实录之责，提笔记叙自己他人的故事，讲述往昔今日的见闻，竟然也都敷衍出一段段具体而微的别样历史。如今，这些邈远的人生记录，经由“人与岁月”丛书编者的用情用心，辑录成系，赋予了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使得与他们相隔时空之千山万水的读者，得以在书中一识他们的人生际遇，一睹他们的烂漫笑颜。

    “人与岁月”书系的作者，其中大多数也都不是以前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但亦不是普泛意义上的大众：他们中有中国最早的一代社会工作者，有文化人类学学者，有关注弱势群体的摄影家，有用诗歌来疗愈自己抑郁症的女诗人，有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各自的学养与实践，使得他们书写的初心变得更为自觉，记录的眼光格外富有人文理性。关于史家应具备怎样的才德修养，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曾有“素心”说：“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刘知几更是以才、学、识为史家必备之“三长”，清人章学诚又有“史德”说，而这些私人史的记录者却未必想得这么多，他们辑录的多半是自己的家事，没有人用史家“三长”“二善”去苛求他们，记录的角度也往往非常主观，如美国女孩韩秀的中国记忆。但是，他们的文字却都展示出了气质各异的客观性，暗合了史家之道，践行了史家之德，正所谓。

    如果再联系到这些记录发生的年代——近半个、大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不难想象出其中有多少惨烈遭逢、泣血旧事，但我们在熊景明的《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亲情的依偎、琐碎与温暖，在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则是对苦难部分的云淡风轻、对幸福情节的浓墨重彩，这一方面得益于作者自我的修为和完善；另一方面多少也与记录者的年龄阅历有关——他们有的已过耳顺之年，有的则是八十、九十高龄的智慧长者，这一点其实甚为重要。毕竟，在很多人看来，写作非气血激荡后不能形诸笔墨。更何况，燕居之气，虚置之情，发为动情动性的文字，如果依旧能够保持沉静，不失平正，实在不是容易操作的事。据此，我们该称道这些记录者的德行优美——支配他们写作的朴素信念，无论自觉不自觉，岂不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史德——史家“心术”之慎、之端吗？直面人生的惨淡，直笔家国的伤痛，直见书写者的性情，参透了幸福的秘密，不过是悦纳所有的遭遇，大时代中个人的恩怨在笔端皆获得宽谅，月白风清，雁过无痕，反令我们这些不相干的读者读来唏嘘不已。另一方面，他们还捕捉下了与自己擦肩而过的一些现代文化名人的踪迹——如熊景明与被批斗的李广田校长刹那的目光交接；刘德伟对同学萧乾顽皮行状的丝缕描述；灰娃对艾青在延安窑洞前煎蛋手艺的叹服等，虽是点滴瞬间，但其“低视角”的镜头有着信史所不及之处，可谓弥足珍贵。

    因了这份端慎，这颗素心，我们知道并且记住了如下史实：就算嫂嫂说了“恕你无罪”也无法在照片上展起面来的小叔叔最终在文革中走进树林，自绝枝头，他的名字叫熊正仑，记录他的侄女叫熊景明；燕大的女孩走过九十多岁高龄，依旧以当年听下水道流水的心感激人生，感激一切好的、坏的邂逅，她的名字叫刘德伟；因那颗里面盛开着菊花的玻璃球而记住北京夏日雨水的男孩背负着母亲的创痛度过老三届岁月，成为用镜头记录风尘女子、贫困人群的民间摄影家，他叫赵铁林；被喜鹊宠爱的少女成了“八路军公主”，卷入精神生活的漩涡又在诗歌中获得自救，她叫灰娃；失恋青年后来被称做台湾第一狂人，他叫李敖；混血女孩在山西和新疆建设兵团苦度残酷青春，最终回归美国，她叫韩秀……因了他们，“我记得”最终镌刻为“我们记得，历史记得，时间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