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圣遂：为越来越低落的文化天平加上“砝码”

    时近年终，越来越多的好消息向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兼总编辑贺圣遂涌来。年初制定的出版规划、出书品种、重点图书运营，包括销售目标的实现，复旦社都完成得漂亮而干净。贺圣遂估计，2010年，复旦大学社的销售规模应该超过3.3个亿，接近3.5亿码洋，利润估计3300万左右，“具体数字还得年末才能统计出来”。

    今年，复旦社多个重点图书不断为业界、学界和社会带来惊喜。被媒体誉为“一代学人的生命历程  当代知识分子的智慧表达”的《三十年集》，集合了几十个在中国当代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上星光熠熠的名字，记录了他们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和思索，第一辑在上海书展一经推出，即引起轰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纂而成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是中国学术界、出版界首次对越南汉文文献的系统整理，是学者葛兆光所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之“燕行集”系统学术出版项目的开始，由此牵引出了一个以汉文连缀的共同教养和共享传统的时代，一个新的、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现在，复旦社正着手做《我们的国家》丛书，国内的一流学者、大家，用通俗和简洁的语言给读者讲述中国历史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与市面上大多数历史读物不同，《我们的国家》摒弃了“时间经度”的讲述方法，以空间为纬度，以专题形式排列组合，比如，中国人的心灵怎么样，爱好什么文学，汉字怎么组成，中国的艺术是什么样的，中国的疆域是如何形成的，等等。丛书全景展示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场景。“将来会成为介绍中国，以及世界了解中国有趣的、重要的基本读物”。贺圣遂的自信并非出于臆断，书还没有出完，先期推出的四本就已经在香港卖出版权，即将由香港三联推出繁体字版。

    复旦版高校教材也在持续发展。外语领域，今年复旦社新推出了两套教材，文学领域、人文社科、经管领域的高校教材也在持续拓展。尤其让贺圣遂惊喜的是，中职、高职教材经过多年培育后，2010年绽出了果实。比如，在教育部师范司的支持下，全国近三十所高师学前教育系、幼儿师范学校的专家、学者和教师编撰的一套五年制幼师新教材，经过五年的精心培育，实现了很大的量的提升。去年的销售约为1300万码洋，今年可望达到2000万元。

    贺圣遂并不讳言，高校教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规模增长的速度明显缓慢下来。然而，压力并不来自于电子出版，而是同行竞争的压力。“教材出版领域，中央军、地方军都在抢占阵地。一般图书个性鲜明，有不可替代性，与一般图书不同，教材领域的不可替代性正在削弱，各种地方壁垒在显示自己的优势。”据记者了解，现在的普遍情况是，一本高校教材，不是因为内容不好，大家不选用，而是选用教材的老师经过几年的训练，已经有办法把教材改头换面，做出一本知识产权属于他们的教材。几个高校、几个老师联合编写出版教材、分摊发行的现象，已是屡见不鲜。各种地方版教材林立，甚至劣币驱逐良币，各优秀出版社辛辛苦苦培育起来的优秀产品的市场正在萎缩。

    但复旦社也一直在孜孜探求新的盈利增长点，今年新的亮色还有数字出版。“去年，我们数字出版方面的利润大概是70万左右，今年将突破200万。”复旦社成功地推出了手机书，自己生产，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合作，将涉及古代、现代、时政等内容的图书打包营销。因为多数手机书是由纸质图书改造而来，所以，不会冲击纸本图书市场，“反而会让人更有兴趣去阅读我们的精品图书”。

    尤其是，最近几年，以学术著作和高校教材为主的复旦社在选题方面进行了拓展，在人文社科一般图书领域，做出了不俗的影响力。一批好书，如南怀瑾著述系列、《潜规则》、《帝国的终结》、《雍正原理》、《权利玩家》、《红颜祸水》、《许鞍华说许鞍华》、《美国也荒唐》、《鲍鹏山新说水浒》等集中上市。今年，复旦社人文社科一般图书的销售码洋将过亿元大关。

    在贺圣遂看来，选题拓展延伸如此顺畅，与复旦社的出版优势有关。“本来复旦社在人文社科出版方面就有一定的基础，学术著作也是人文社科方面的最抢人眼球，因此，在人文社科读物市场也较有优势。”贺圣遂认为，其一，复旦社确实有了自己的品牌，有了品牌，才可以吸引比较优秀的作者和读者；第二，近几年来，复旦社培养了一批有眼光和有加工能力的编辑；第三，“我们目前的成功，与我们社无论是编辑还是营销人员的服务精神有关”。

    如果说，以前复旦社的销售更多依赖中盘，现在，尤其是单品种的大型图书，编辑和营销人员努力配合，瞄准目标单位，寻找目标读者，进行针对性的销售。据记者了解，售价15000元一部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半年内100多部的销售，几乎全部是靠直销来完成的。同时，复旦社营销内部的策划功力也在加强。此前，复旦社营销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外勤销售，内勤属于被动服务，现在，内勤对市场的调研、对图书目标市场投入的策划、信息的投放，都有比较大的改进，市场的企划功能在不断加强。同时，复旦社越来越重视网络书店的营销，以网络书店的营销来拉动实体书店的销售，已经收到了实效。

    阅读，已经成为了出版研究专家贺圣遂生活中不能割舍的一部分。最近，他看的是《黄金时代》。“现在，‘文化做好了，一定就能赚钱’的信念，我已经开始动摇。”因为，看到国内外那么多执著于文化的出版界前辈，最后因市场原因不得不退出出版一线，对于像贺圣遂一样、秉持理想主义到这个行业工作的出版人来说，是一种折磨和痛苦。“从规律上来说，如果我们不重视经济这个砝码的话，出版不能长久。”

    但是，贺圣遂也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在重视经济效益的同时，能不能不让摇摇欲坠的文化在我们手上消退？赚了钱，还是要意识到，赚钱不是我们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让我们的文化事业持续下去。”贺圣遂不无遗憾地认识到，文化和市场是有抵触的，因为市场需要的是公约数，接受精品的永远是少部分人，而电视，永远拥有最大的受众群。

    这就必须让出版人做出选择。“进入出版领域的人有两种，一是为经济而来，一是为文化而来。”贺圣遂有时候也会很苦恼。编辑带来一些很有市场价值的选题，以贺圣遂多年的出版经验判断，是能卖钱的，“可以进来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可是，一旦想到要在这样的书上印上“复旦大学出版社”七个字，贺圣遂就觉得心有不甘，“如果那样做，我们就把更值得珍视的东西贱卖了”。现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同仁达成的共识是，运用智慧，尽可能将自身具有的文化品质与市场结合起来，找到需要文化享受的读者，用文化功底获得市场效益。

    曾经，90年代，大多数实力雄厚的教育社都介入了人文出版，好书不断，一派欣欣向荣。现在，出版产业化大潮袭来，又有多少家仍在坚持呢？ 

    出版有两端，一端经济，一端文化。在文化的天平越来越被倾斜得厉害的时候，“如果一位出版人还有坚守，还有对文化的向往，就要担当起出版的职责，为越来越低落的文化天平，加上砝码”。贺圣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