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范里、范又寄来的《范用先生告别函》,内有范用先生生前自己设计的诀别卡,其封面是前几年病愈后的肖像,封底是客厅的一角,范用先生坐在沙发上看报。封内写着这样的话:“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倘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感谢你们!拥抱你们!范用合十。”没有日期,这当然是生前不可预知的。我的悲痛顿时被这精美大气的设计一扫而光,好像范用先生像以前一样,时不时寄来一束自己设计的信笺,或是出版的新作,或是自制的摆在书架上的警示卡:“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这次寄来的又是一份精美的新制作,但是他双手合十向亲友敬礼告别了。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出版家,以后再也收不到如此珍贵的礼物了,我的眼泪忍不住又夺眶而出。
去年夏日的一天,我乘地铁由亚运村到芳古园去看他,他较以前清瘦了许多,穿一件短袖汗衫一条短裤,明显地有些瘦骨嶙峋了。他还有一点轻微的咳,气喘得重,精神亦不如前,但步履仍是矫健的,毫无八十多岁老人的样子。我说:“范用同志,您该住院治疗气喘,看到您喘,我都难受了。”他说前不久在东方医院住过一阵子,是肺不好,目前已无大碍。他还是喜欢在自己家中的,他说家里多好啊,可以随意床上躺躺,沙发上坐坐,书房里转转,随便抽出一本什么看看想想,有点喘算不得什么。他无声地一笑。我问他胃口还好吗?他示意我看窗下放着的一大堆物品,那是黄永玉先生叫人送来的各地精美食品,他喜欢吃,还说吃不胜吃。我们又随便聊了点过去的事,共同感叹时光之飞速。临别时,我说明年再来看您,他说好啊,并叫女佣送我到地铁车站。没有想到,今年还没等去看他,他竟驾鹤先行了。
忆及与范用先生相识,那还是在盛称“同志”的上个世纪50年代,相熟却是70年代初在咸宁五七干校的事了。大概是70年夏天,我由十六连被揪到十三连(人民出版社)去接受批判,是为那桩至今不明白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当时范用同志没有参加批判会,董秀玉同志是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这个会接受教育的。我和她临时住在一间屋里,范用同志既来看她,也来看我,并给予我很大帮助。他帮助开导年轻人,不用老生常谈,而让你能感到他的关爱,他的鼓励,让你能感到温暖,不至于绝望到丧失前进的勇气和信心。这种革命前辈对晚辈的情谊,令我终生难忘,特别是我在本连众多老革命中从未得到过这种真诚的帮助,因此格外看重并倍加珍惜。
七五年初夏,我因编写《活页文选》,出差大寨组织稿件,恰好与文革前的一批老部长们同车去各处参加,齐燕铭同志把我介绍给李一泯同志,在与泯老交谈中得知范用就住在北牌坊胡同,正与泯老家的后门斜对着,也离我家相距不远(当时我家住在学部大院七号楼的办公室),因此后来我常去看望范用先生,他常借书给我看,我们也一同常去看望泯老,在泯老的书房里看书,看画,谈书,谈画,很是快活。后来泯老当上古籍规划整理小组的领导,我便很少去看望他了,可是与范用先生还是常有联系。直到他搬到芳古园,我也由崇文门搬到北四环,在地铁五号线开通之前,只去看望过他一两次。地铁通了,我的年纪也老了,除了通电话和书信外,见面越来越少,受他教诲的机会也越来越少。直到9月14日傍晚他的辞世,真的是永别了!范用同志,愿您在天堂比在人间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