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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0年11月10日 星期三

    学人的抱负

    金宏达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11月10日   03 版)

        北京师大的郭预衡先生,是我极敬仰的一位教授,不久前去世了。报上刊载的消息称,他撰写的《中国散文史》填补研究空白,但似乎更值得引人关注的是,“恢复高考曾为北京市作文出题”,题曰:“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所以,这一业绩乃置于前。媒体的评价与报道,有时是为吸引读者眼球,所云未必确当,自不必论,而仅此也足以见出一位学人身后的寂寞,不禁令人唏嘘。

        这已经是数十年前的情景了,在北师大一间公共大教室里,我聆听过郭先生一次讲座。足足容纳数百人的场地,可谓座无虚席。郭先生时当盛年,他个子不高,稍显清瘦,神情端凝,语调平徐,却沉潜有力。记不得当时讲的是什么题目了,却有两点意思一直留在脑海里,一是他期望大家要成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二是如有条件,要效太史公,多多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有学问的革命家”,是鲁迅用来称誉老师章太炎的话,未尝不含有他自己的期许;郭先生移用来期望莘莘学子,也未尝不悬为他自己的目标。在一个已经“告别革命”的时代,这诚然会很令一些时尚的人们所不屑,而在“空头”盛行的当时,却是意在矫治时弊,非得有些勇力不可的。第二点,听起来简直有点“迂阔”,倘不是后来免费“革命大串联”,孰能身有余钱,游山玩水乎?然而,我知道,这其实也是古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意思,道是真学问不惟从读书得来,亦要从游历与实践中寻求,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如是而已。郭先生曾规划自己五十以后,要出游名山大川,不知最终实现否,想来多半身不由己,遗憾诸多罢。

        “国学”者,如今虽然谈辞如云,而“辖区”广狭,也未见确定,无论怎样,大约古典文学总不会摈斥在外的,因而,郭先生该算是正宗的国学家吧。郭先生从旧时代、旧社会来,他年轻时师事余嘉锡、赵万里、顾随、陈垣等大师,所求的学问,涉及目录学、考据学等等,也可称是道地的“旧学”。进入新社会,他努力以新识治旧学,这种新识,特别体现为一种世界观的变易,在当时,就是皈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观点。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你听郭先生的课,读他的文字,没有一点冬烘先生的陈腐气息,没有一点故纸堆垛的霉烂味道。他梳理历朝历代车载斗量的文章,无论是“东鲁春风”,还是“南华秋水”,亦无论是魏晋文章、韩柳欧苏,还是明清小品、“桐城妖孽”,都让它们在历史的深矿中,如沐朝暾。在治旧学的学人中,很少像他这样兼通鲁迅,他的文字中,常常不经意间融会鲁迅的见解,乃至语典。你看他写于六十年代初的《千古文章重白描》,就提取中国传统文章的精要,将鲁迅推崇的“白描”手法,发挥得多么淋漓酣畅!写于七十年代末的《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更是几近脍炙人口,他大笔如椽,总括千古文章盛衰的规律:“总起来看,精神解放,文章就能发达;思想禁锢,文章就受限制。”又是何等精辟!

        郭先生检讨平生,曾经说自己,少年时期,有十几年太幼稚;青年时期,有十几年太骄傲;老来又有几十年太糊涂。不过,想想他青年时期,怎么能不“骄傲”一点?世上的治学方法,归根结蒂,都是从属于学人的世界观的,胡适辈以其新识治旧学,是一次革新;到郭先生这一辈学人以其新识治旧学,又是一次革新。学问之道,就是如此“骋无穷之路”的,其间容有失误甚至失足,却无改于革故鼎新之宗。这里的所谓“骄傲”一点,其实也是一种精神解放,是对于前人凝为桎梏之物的突破,若无一点如此解放的“骄傲”,安得学术文章的变迁!郭先生寄望于学子与自己成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并不是他希望学子们或自己都成为职业革命家,这里的革命,在学术领域,实即革新与创造。非常可贵的是,郭先生一直到古稀之年、后古稀之年,都不坠此志。他倾后半生之力撰述的《中国散文史》,有人说是填补空白,惟此首创,实非也,近人就有陈柱的《中国散文史》在。然而,郭先生的这部散文史,不但皇皇百万言,宏博浩大,而且架构谨严,识见卓然,使人临中国传统文章之境,耳目一新。他在这部散文史《序言》中开门见山提出“三点奢望”:“一是不从‘文学概论’的定义出发而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写出中国散文的传统。二是不从‘作品评论’或‘作品赏析’的角度,而从史的发展论述中国散文的特征。三是不要写成‘文学史资料长编’,但也避免脱离作品实际而发令人不知所云的长篇大论。”不仅是他写作与研究的指针,也是他终其一生持之以恒的学术抱负最好的注脚。

        郭先生戏称自己老来糊涂,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老来耳聪目明,神格清奇,何来糊涂?要说“糊涂”,也是对名利荣辱,纷扰世故,一概“糊涂”待之。评博士导师时,第一批,他被归于岁数小一点而无缘,第二批则划入年纪大一点又无份,以他的学植造诣,术业声望,待遇不过如此,诚令许多人为之忿忿不平,然而,他却“不忮不求”,非常淡定,糊涂乎?不糊涂乎?“明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保持内在的一片清明可也。在现今的环境中,人是有时不得不“糊涂”一点,倘若一味追名逐利,抗尘走俗,先前的抱负又从何实现呢?

        学术的星空中,常有一些很抢眼的亮星,会看的人都知道,那往往都是瞬间即将消逝的流星,而于幽晦遥深处熠熠闪亮的星才更恒久。在追怀如郭先生一辈学人道德与学术风貌时,这一幅情景就会不由得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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