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集》策划记：
“愿学术担当起读书人天下公器薪火传承”

    葛兆光、葛剑雄、陈思和、钱理群、许纪霖、徐友渔、陈嘉映、钱乘旦、陈家琪……一批文革后恢复高考，首批（77/78级）跨入高校大门，坚定选择人文学术道路的学者，30年来在中国当代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上星光熠熠的名字，集合在一起，推出记录他们三十年来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和思索的《三十年集》，不免让天下读书人叫绝。

    这样的一套《三十年集》是如何到来的？这套书源于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与学者李辉偶然的一次交谈。

    前年夏天，在上海，贺圣遂和李辉在九久读书人董事长黄育海家中喝茶。茶香氤氲中，话题海阔天空。

    其时，社会各界正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恢复高考三十年。席间，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1977、78、79年这三年考进大学的学生，或者是研究生，呈现出了非常特别的结构。很多学生文革期间当过知青，当过军人，当时，李辉的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可能是1959年的，年纪最大的是1945年出生的，“一个班上的年龄跨度是两代人”，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从80届开始，就完全是应届毕业生进大学，是另外一个结构了。尤其是，这批人在进入大学之时，恰逢中国历史、社会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此后三十年，正是中国学术界、人文思想界存续发展的三十年，其潮头之多变，红尘之汹涌，也正为此届学子所见证。

    大家眼前一亮，提议不如做一套丛书，全面呈现被称作“新三届”的这一代学人。大概的想法是这样：这样一群人，藉恢复高考改变了命运，他们主要从事人文写作，而且坚持最初的选择，一直到现在，在各自领域有自己的成就和影响力，在人文道路上还在继续前行，而且做得很投入。“文化构成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要有长时间的沉淀，要有沉静的心态。因为后来有社会生活上的风风雨雨，经济上的冲击，包括整个文化娱乐化的背景，此种情况下，反倒突出这样一代学人对文化的坚守了。大家对自己做的事情是有一种情感在的。”

    李辉建议选十位学者，贺圣遂决定选三十位，突出30年30部的主题。之后就是繁复的联系工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很有魄力，而且很耐心，整个编辑过程中也是慢工出细活，磨了两年，得以以现在的面貌出现，是能够体现这一代学者走过的路的。”李辉说。

    应该说，学者自选集不并少见，但是，要求三十位人文学者从自己的三十年著述中，按编年体方式，每年选入一至两篇作品，以反映学者当时的思考和写作实况，借此呈现个人三十年的治学轨迹，汇合起来又是三十年人文学科发展的蔚然大观的自选集，《三十年集》是目前唯一的一部。

    入选此套丛书的学人，有的可能是思想文化上的批判更敏锐，有的更愿意做学术上的研究和探讨，社会批判的色彩并不那么浓，但是，总体来说，他们保持了一种热爱人文学术的写作心态，以及对社会的关注，和历史责任感。

    策划人尤其希望这套书对正在就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有所帮助。至少，可以了解这代学人如何选择各自研究的领域，如何拓展，拓展的内在联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每本书的前面都加有学者关于心路历程和治学、阅读过程的自述，足可以看出作品集的作者本身思想和情感的变化，学术的见解和学术的延续。每本书的后边还有一个大事记，对研究者来说比较有用。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学科专业的分类越来越细，应试教育的急功近利越演越烈，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日见艰难，大家不得不转向更为实用性的专业技能式的培训，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某种整体性的东西正在丧失之中”，学者陈家琪所指的，是学问的整体性、文化的整体性、人生的整体性，是某种与人的尊严有关的学问追求。这个群体的这样一套书放在一起，也正是对一个正在逐步丧失“整体性”的社会的提醒。“这套书里的每一位人文写作者，虽然各自研究的领域不同，但是视野都是很宽阔的，对我们的研究现状，对如何培养一位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参照系。”李辉说。

    同时，这样的一套书，也是对这一代人的老师、五四时代培养起来的一批学者的致敬。“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幸运，77年恢复高考后，遇到的很多老一辈的老师，都是民国教育传统、五四时代培养起来的一批人。”这一批学者到了四五十年代，都进入了学术的高峰，后来，文化被贬低，知识不值钱，很多先生都被打成了右派，比如，贾植芳先生还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1979年恢复上课后，他们都恢复自己的教授的身份，他们把民国的教育传统和文化传统，通过对学生的教育，延续了下来。

    “那时候没有教材，都是先生们口传心授。被冷落了很多年之后开始得到重用，他们是全身心对待新时代的学子。1978年，先生们一般都是70多岁了，用生命最后的闪光，照亮了这些学生——有的学人格，有的受学术的影响。”李辉认为，这一套书也是对这些老先生们的致敬和感恩。

    如果要对77/78级的学子做一个精神特质的概括，李辉希望用“独立思考，有责任的写作”来概括这一代人整体的风貌。“这与他们的人文情怀、历史责任感是捆绑在一起，密不可分。”

    对于什么是好书，这位文化人也有自己独到的判断：“十年二十年之后，出版社应该回过头看看，还有多少书依然留在读书人的阅读视野和记忆中，还有多少书拿出来还能印三千五千册。这才是对出版社的真正的评判体系。文化不能泛产业化。”

    李辉还有一个殷殷的期望。他期待，“三十年集”成为一个概念。“如果这一套书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都还可以、不亏本的话，还是建议三十年集坚持下去，比如，可以再选一部80、81、82届学人的三十年自选集。”因为，“从做学术的角度来说，如果20多岁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到5 0多岁，基本能定下学术成就的地位了；而从事人文写作的，也基本可以从事总结了。”也许，李辉心中所指，是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史生生不息、一脉不绝的人文谱系。

    正如学者陈思和在他的《脚步集》（《三十年集》中的一册）的前言中写下的一样：敝帚自珍，只因文字流淌着三十年自家生命激荡痕迹；献芹与道，但愿学术担当起读书人天下公器薪火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