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与“分化”：77/78级精神历程

    我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为六代人，以1949年为中点，前三代暂且不提，后三代以文革为中心，分为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文革后一代。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文革一代，这一代有各种说法，老三届、红卫兵、知青、新三级等等。他们在文革之初是初中、高中生，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文革之后，佼佼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基本集中在77、78、79这三级，毕业之后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今天无疑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大学生，同学里面大部分是老三届，他们塑造了我们那届学生的主流风格。我当年只有20岁出头，属于红小兵一代，在77级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之一，比较边缘。由于身在庐山，又处于边缘，有些问题反而可以看得比较透彻。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其人格塑造基本在文革当中就完成了，形成了几个共同的性格特征：第一，有信念，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一开始是毛泽东缔造的共产主义红色理想，到80年代转化为实现中国的富强与现代化。这些理想是他们的生命所在，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核心因素。第二，质疑权威，敢说敢干。第三，灵活嬗变。这代人经历过信念的生生死死，又有过上山下乡，社会阅历非常丰富，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这既与理想主义矛盾，又形成某种互补。这代人的理想不是教条式的（十七年一代有这种倾向），这代人即使做学问，真正的兴趣也不在学问，而是为了救国救世。这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非常相像，但开风气不为师。第四，有强烈的使命感，从中国到世界，思考的都是宏大问题。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有一种特殊的氛围。要了解这代知识分子，就要从了解当时的大学氛围开始。当时校园政治非常活跃。思想解放运动的各个波段，在大学里面都有直接的反应，大家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我1982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到今天，看着大学这三十年，感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当年大学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校园里充满政治色彩，但是没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今天是倒过来，大学生的私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公共生活的空间相当狭隘。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早期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还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普希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八十年代的启蒙实践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展开的。

    理想主义精神遭受挫折之后，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但许多人还是选择坚守，但从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理想在现实中遭受挫败之后，人们普遍有一种幻灭感，让人感到理想是虚无的。怎么办？他们不愿认同王朔的痞子逻辑，崇高是这代人生命的价值所在，没有了崇高，人生就没有意义。但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大的虚妄性。在崇高与虚妄之间，形成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就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这种“后理想主义”精神在作家史铁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目的是荒谬的，结果也是未知的，行动还有什么意义呢？“后理想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不同，不再在乎结果，而是注重过程。行动的意义不再是追求实质性的结果，只是自己战胜命运的精神象征。这像加缪所说的西西弗斯精神。西西弗斯的意义不在于最后是否实现了目标，而是以一种知其不可为之的精神战胜了自己的命运。

    确切地说，到80年代后期，市场化就以商品经济的形式出现，知识分子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最大的转折出现在1992年，发生了整个社会世俗化的大转型，人们的心态都变了，变得现实很多，理想主义开始衰落，社会发生急遽的变化。通过股票和房产两波原始积累，原来都在同一个水准的一代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层，不仅是资产，更重要的是心态的变化。

    这一代人中的部分精英很有社会经验，抓住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们虽然有理想，关怀宏大，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非常实在，充满了机会主义式的权变。中国政法大学的应星先生今年发表过一篇对这代人的批评文章，标题就很刺激：《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历数如今已经在学界已经成为长辈的“新三级”一代学者的种种劣行：从钻营投机到抄袭剽窃，丧失了领军人物应有的道德感和学术份量。

    市场经济是外因，更重要的是缺乏内在的伦理感。这与“新三级”受的教育有关，身上缺乏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和道德伦理感。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那代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我有机会深度接触过那代知识分子，比如王元化先生，他一直强调陈寅恪先生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是那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虽然也追求自由与独立，但总是有比自由独立更高、更神圣的东西，一旦集体和国家的目标与自由发生冲突，就会牺牲个体的独立性。

    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父与子两代人，父亲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有内涵而没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动犹豫；儿子一代是平民知识分子，有力量而没有内涵，坚信与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当代中国两代知识分似乎刚好倒过来，文革一代人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轻信而行动力强；而90年代之后的年轻一代，因为在虚无主义环境中生长，经常怀疑行动的功效与意义，成为游移不定的“多余的人”。

    十年留下一大段空白，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资深的领军人物。当知青一代中的极少数成功者弹冠相庆，一切苦难最终成为温存的回忆，他们完全忘记了更多的被时代残酷淘汰了的难友。事实上，少数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数同代人牺牲的基础上的。我参加的77级高考，100个考生人里面只有不到5个人录取，淘汰率最高，空前地残酷。我们是极少数被命运特别关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的是感恩和谦卑，而不是自傲和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