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哥伦比亚大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推出了新书,并且通过有关人士再度证实,他仍在奋力写作,一部新的爱情小说完成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加博讲话选《我不是来发表讲话的》(Yo no vengo a decir un discurso)10月29日起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同时上市,书中收入贯穿他一生的22篇讲稿,始自1944年在萨帕基拉高中毕业典礼上的发言,终至2007年在西班牙语言学院的讲演。
新书发布会在墨西哥城举行,作家本人未到会,但其出版商——兰登书屋旗下泛西班牙语出版集团蒙达多里的总编辑克里斯托瓦尔·佩拉表示,83岁的加博身体很好,证明了“在与癌症的斗争中,他是打不垮的”。
这是继2004年出版109页的小说《苦妓追忆录》(Memoria de mis putas tristes)之后,加博六年来首次出书。
但像他这么德高望重的文坛老领导,一辈子怎能只有22篇讲话,似乎不及一个县作协主席两个月的产量?佩拉也说,这书他们出的实在不容易, 因为“他是个讨厌发表讲话的人。不过这本选集都是精华,述及他本人、他的政治热情和文学热情,以及他的友朋”。
这或许可以解释《我不是来发表讲话的》为什么取了一个如此独特且略显矫情的书名。
佩拉表示,加博“始终力抗讲话这种文体,这是他反抗形式主义(之努力)的一部分。但在发表诺贝尔奖受奖演说时,他同意使用这种形式,来疏浚他所有的迷念”。
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的受奖演说题为《拉丁美洲的孤独》,一上台便说,佛罗伦萨的皮卡弗达随麦哲伦航至南美,所做笔录宛如凭空想像的传奇:“他说他看到了肚脐眼儿长在背上的猪,没有爪子、母的趴在公的背上孵蛋的鸟,”这就是拉美小说的雏形,此后,“摆脱西班牙统治而获得独立并未使我们脱离愚昧疯癫的状态……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文学院注意的,是拉丁美洲这个巨大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它每时每刻,每天每日决定着我们不计其数的生离死别,它为我们提供了永不枯竭、充满着不幸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何榕译文,据张国培编《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150页起)
佩拉说,加博花了一年半时间,编出这本选集,并亲自审定了此书封面:在二鸟选一的方案中,他枪毙了蜂鸟,选了鹦鹉,因为一直以来,鹦鹉“在他的人生中非常重要”。
的确如此。至少在他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中,鹦鹉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当乌尔比诺医生登高去抓他的鹦鹉时,他对它喊道:“不要脸的东西。”
鹦鹉则以同样的声音回敬他:“你更不要脸,医生。”
乌尔比诺医生终于抓住了鹦鹉的脖子,但他立即又松开了手,“梯子在他的脚下滑开了……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四点零七分,”他摔死了。
“在审读这些讲稿时,我重新发现了我是怎样改变,并进化为作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久前谈到此书时说。
另据埃菲社报道,《我不是来发表讲话的》所涉主题还包括诗歌、拉丁美洲、电影、环境问题,并论述了为什么新闻是世界上最崇高的职业。巧合的是,此书与秘鲁大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新作《凯尔特人之梦》(El sueno del celta)几乎同期上市。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一对旧友宿敌,各出新书,现在要同时现身于书店的橱窗,肩并肩地一争高下。
佩拉还透露说,加博他老人家现在很忙,忙着完成新书《八月里我们相逢》(En agosto nos vemos)。此作目前仅有书名(暂定),疑似爱情小说,但情节及上市日期均不明了。
去年,老作家愤怒地否认了自己封笔的谣言。“现在我啥也不干,就是写字。”他对电话采访他的哥伦比亚《时代报》说,“面包我已经放到烤箱里了,我知道它啥时候才能吃。”
显然,如今大面包还在烤,但或许已有八九分熟了。
早点让它出炉吧,加博!